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保定市，刘青山和张子善被执行死刑。消息传出后，许多人感到震动。两人都曾参加革命，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过工作，为什么最终没有因为过去的功劳获得宽宥？答案藏在他们进城后的变化里。
刘青山1916年出生于河北安国，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1931年，他参加高蠡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由于年纪小、身体瘦弱，他躲过了杀害。出狱后，刘青山没有离开革命队伍，后来到延安学习，逐渐成为河北地区较有影响力的干部。
张子善出生于1914年，早年是师范学校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1934年，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抗战爆发后才设法出狱。此后，他重新找到组织，在华北敌后坚持工作。两人的经历有相似之处，都曾经受过考验，也确实为革命事业付出过代价。
问题出在解放以后。
平津战役期间，刘青山、张子善都曾参与后勤保障。天津解放后，刘青山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担任副书记兼天津专区专员。手中有了权力，熟悉他们的人又多，监督一旦松动，某些问题便很容易被遮掩。
刘青山逐渐沉溺于享受，许多具体工作交给张子善处理。张子善为了迎合刘青山，也不断利用职务便利谋取好处。两人一人懒于政务，一人忙于周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表面上仍是地方干部，实际已经把公权力当成了私人资源。
1949年以后，天津地区正处于经济恢复阶段，物资紧张，财政压力很大。此时干部生活标准有明确规定，刘、张二人的住房、用车和消费却明显超出制度要求。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插手木材、粮款、合作社和河工款等事项，从中取得利益。
一开始，许多干部碍于情面，只把这些表现看作生活作风问题。天津专署副专员李克才与二人接触较多，发现账目和实际支出存在异常，曾多次提醒。刘、张没有收敛，反而试图用金钱和关系堵住知情人的嘴。
有一次，李克才家中添丁，刘青山前往道贺，并留下一个装有现金的袋子。李克才打开后十分恼怒，认为这不是祝贺，而是赤裸裸的拉拢。他没有接受，相关情况也被记录下来。随后，刘青山又试图通过李克才身边工作人员打通关节，结果同样没有成功。
事情由此越闹越大。李克才把掌握的材料整理后，向上级反映。调查展开后，问题不再只是享受超标准待遇，而是涉及贪污、挪用公款以及利用职权牟利。由于涉案金额巨大，影响范围广，河北省委最初曾考虑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争议也在这个时候出现。
刘青山和张子善毕竟不是普通干部，他们有革命资历，也曾为地方工作作出贡献。薄一波等人认为，两人的错误固然严重，但是否立即执行死刑，还可以斟酌，留出改过机会并非没有道理。有人替他们求情，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们过去的经历和功劳。
毛泽东却认为，功劳不能成为违法的护身符。刘青山、张子善职务高、影响大，倘若只作轻处理，其他干部便可能误以为只要资格老、贡献大，就能逃过惩罚。毛泽东曾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考虑：“他们有功，但他们的地位越高，影响就越坏。”案件最终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审查期间，刘青山起初并不认为自己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理。他曾对办案人员表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事情大不了就是撤职。可当判决真正落下，他才意识到问题已经无法挽回。临刑前，他曾问及妻子和孩子今后的生活，得到的答复是组织会按规定照顾家属。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称为“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整顿干部队伍、惩治贪污腐化的重要案件。案件处理过程中，功劳、资历和职务都没有成为免死理由，这一点影响尤其深远。
刘青山去世后，组织调查确认，他的妻儿并未参与贪污。家属因此获得一定生活保障，但孩子们成长过程中仍承受了父亲留下的阴影。升学、就业和日常交往，都可能因为家庭出身受到议论。多年以后，刘青山的三个儿子曾找到李克才，希望重新说明父亲的问题，甚至提出为父亲翻案。
李克才没有答应。他对孩子们说：“生活上的困难，我能帮就帮；但案件本身，不能改说法。”在他看来，父亲是否参加过革命，和后来是否贪污受贿，是两件必须分开判断的事情。过去的功劳可以承认，已经查清的罪责也不能抹去。
刘青山的亲弟弟刘恒山态度更为直接。上世纪90年代，有人问起他对兄长结局的看法，他没有替兄长辩解，而是表示支持当年的判决，认为干部犯了严重错误，就应当依照制度处理。亲属之间的感情无法改变事实，这句话，也是他对那段往事留下的明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