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广汉三星堆几座祭祀坑被填平之时，坑里小件器物垫在最下，青铜残件居中，顶层密密覆着象牙；同一时期，四十公里外的成都西郊，金沙已能铸出与三星堆同姿的小型铜立人，也能锤出眉眼鼻梁同系的黄金面具。
大约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三星堆都邑内一批祭祀坑集中成形。
坑的朝向、形制大体统一，相邻坑位成对呼应，摆放顺序也有章法，碎小器物先入，青铜重器随后，象牙最后封顶。
青铜神树被拆成数段，大型立人像的头、臂、身被有意拆开，纵目面具、金杖、玉璋、玉璧与成批象牙，一并经过焚烧处理后埋入土中。
碎片大多留在坑内，坑外少见散落，整场作业像一次按仪轨走完的总祭，而不是城破后的劫余现场。
更细的环节出在燃烧本身。
对四号坑的研究表明，坑内部分燃烧残留并非就地烧尽即埋，而是先在别处燃尽，再被小心运入坑中覆土。
开坑、分类、异地焚烧、回运掩埋，至少需要跨场地协同，有人掘土，有人运器，有人掌火，有人按层码放。
这样的流程耗时数日、动用上百人力也并不奇怪。
它把旧神庙里最核心的通天重器，从日常使用的位置上彻底撤下，用火与土结束其在地面的服役。
三星堆城内大型营建停了下来。
城墙、水门、城门与穿城河道曾共同勾勒出约三点五平方公里量级的都邑骨架，高等级建筑基址、道路与灰沟说明这里经营已久；可当重器按规矩入土之后，政治与祭祀的扩张重心不再落在这片老城。
人还在成都平原上，技艺与祀统也还在，需要的是一座已经铺好地基的新中心，把香火接下。
于是目光南移四十公里，金沙那边的建筑与祭场，早在旧都仍盛大祀神的年月里，就已经亮起了灯。
金沙落在成都西郊，靠近摸底河与沙河，地势开阔，水源稳定，农耕腹地比鸭子河流域一侧更利于养活更大的人口。
约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前后，古蜀统治层已在此选址起造大型建筑与祭祀场所。
三星堆那边神树仍立、祭坑尚未最后封土时，金沙一侧的基址与祀场已经成形。
两地并行了一段日子，旧都继续举行高规格祭祀，新城则把宫殿区、祭场和居住用地一块块铺开。
等商代晚期那批祭祀坑完成覆土，政治—宗教中心便由沱江流域一侧的三星堆，顺势转到岷江流域一侧的金沙。
接班之所以快，是因为下一站并非空地。
迁徙带着小型玉璋、玉璧、黄金饰件与日用陶石器上路；搬不走的巨型青铜神树与大型立人，则已在旧都完成毁埋。
新城亮灯之后，首先接上的是同一套身体语言，金沙出土的青铜立人高约十九厘米，双手环抱胸前，手势与三星堆大立人一致；黄金面具圆形轮廓、突目高鼻、宽耳舒展，与三星堆金面同出一系，只是尺寸收小。
玉琮、玉璧、玉戈的开料、打磨与纹饰，也能在两地一一对应。
太阳纹与神鸟母题从神树枝头走到金箔表面，说明对太阳的祀统没有断档。
旧都坑里的重器越大，毁埋越彻底；新城起步的器物却更小、更常用。
场面从“一次性倾尽家底的总祭”，换成“可以年复一年举行的日常祀典”。
中心已经立住，香火已经接上，接下来要看的是，这座新城怎样把都邑做大，又怎样把古蜀的手艺写进更广阔的华夏网络。
金沙遗址面积达到约五平方公里，兴盛延续数百年，出土青铜器、金器、玉器、石器、漆器与象牙数以千计。
小铜立人服饰发饰刻画入微，铜罍、铜尊一类容器器型与纹饰更密；玉璋、玉戈、玉琮的数量超过三星堆时期，原料远及和田玉、蓝田玉一路。
绿松石镶嵌从二里头到殷墟再传到成都平原，有领玉璧在古蜀出土成百上百件，产量级优势清晰。
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特征与殷墟高度相关，说明西南冶金与中原青铜体系共享技术传统与矿料网络。
体量变小，并没有拖垮技艺。
三星堆坑内的巨型铜器服务于一场特殊的总祭毁埋；金沙祭场使用数百年，摆上的是反复登场的日常礼器，不必回回把家底砸进土里。
象牙仍成批入祭，与三星堆传统相续；太阳神鸟金饰外径约十二点五厘米，厚度不足零点零二厘米，含金量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二，十二道光芒与四只逆时针神鸟，把旧都神树与太阳形器上的光芒母题，收进一张薄如蝉翼的金箔。
从广汉到成都西郊，古蜀人换掉的是都邑坐标，重器按仪轨入土，人与工匠体系迁到金沙，都邑扩大，工艺精进，并更深接入中华青铜时代的技术与交流网络。
太阳神鸟金饰与两地同姿立人、同系金面一并留存至今——古蜀香火在成都平原上没有熄灭，只是把下一章写在了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