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北京，陶铸刚接到中央调令，回到家中时显得格外沉默。曾志看出丈夫神色不对，几次询问，他都只是摆手。夫妻二人早年便有约定，彼此尽量不过问具体工作，可这一次，陶铸显然藏不住心事。
“中央准备调你到宣传部门工作？”
“是，担任部长。”
曾志听完，怔了一下，脱口而出：“这个工作，你哪能胜任？”
这句话并非推辞，也不是对中央决定有什么不满。恰恰相反，夫妻二人都清楚，宣传工作看似不动刀枪，实际牵涉政策解释、思想统一和干部作风，讲究分寸，更需要耐心。陶铸办事雷厉风行，性情直率，确实与这类工作存在距离。
陶铸的性格，早在革命年代便十分鲜明。他出生于湖南祁阳，父亲陶铁铮曾参加反清和护法活动，后来死于北洋军阀迫害。家庭遭遇使他很早便接触社会现实。青年时期，他一面谋生，一面寻找救国道路，后来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转入地下工作。广州起义受挫，他没有离开革命队伍，而是继续在福建等地开展工作。1930年前后，福建地下斗争十分紧张，他曾参与营救被捕同志。这样的行动，需要胆量，也需要迅速决断，陶铸的办事风格由此更加突出。
1933年，陶铸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被捕，直到1937年才经组织营救出狱。监狱中的几年并没有磨掉他的锋芒，反而让他系统阅读政治、历史等书籍，并组织狱中党员开展斗争。后来到延安工作，他担任过军委秘书长，在中央领导身边办事，逐渐形成了务实、果断的工作作风。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铸被派往东北。临行前，毛泽东曾见他肩上挂着妻子缝制的“马褡子”，里面装着文件和日用品。毛泽东笑问：“这件东西还带着？”陶铸回答：“到了东北，照样用得上。”一句闲谈，折射出他的习惯：少讲排场，多做实事。
在东北工作时，他常往基层跑。1947年冬季，辽吉地区遭遇严寒和物资困难，部分群众缺粮少衣。陶铸带头节省，并将中央拨给自己治病的钱拿出一部分救济群众。后来有人问他为何总往下面跑，他说：“干部离群众太远，话就不实，情况也摸不准。”
这类经历，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承担了广东、中南等地的重要工作。广东地域广、情况复杂，陶铸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听汇报，而是亲自到县里、农村和工厂了解情况。毛泽东曾问他管辖区域有多少个县，又问他跑过多少个县。陶铸报出的数字相差不大，毛泽东对此十分认可。
但能在地方推动工作，并不意味着适合主持宣传部门。地方工作遇到问题，可以直接下去处理；宣传工作却要反复斟酌，既要准确传达中央精神，也要协调各方面关系。陶铸有话直说，批评人不绕弯子，容易让人感到压力。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实干家，做事有冲劲，但“身上有刺”，这既是长处，也是短处。
曾志正是担心这一点。她了解丈夫，知道他一旦认定事情紧急，往往会立即推进，很少留出周旋余地。她甚至劝陶铸向中央说明情况，别勉强接受。陶铸却没有同意：“这是组织决定，不能因为担心困难就退缩。”
不久，陶铸正式到中央工作。宣传部门面对的事务繁重，会议、文件和政策研究常常持续到深夜，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处理工作，时常通宵。曾志身体不好，有一次病情很重，陶铸也未能及时陪伴左右。对此，曾志虽然理解，却更清楚丈夫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新的岗位。
陶铸最终能否胜任，不能只看他是否性情刚烈，还要看他是否愿意在新岗位上调整自己。中央调他进京，正是看重其长期实践形成的判断力、执行力和责任心。至于他与宣传工作的磨合，则成为1966年那段复杂历史中，一个无法绕开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