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12日清晨，重庆黄角桠的晨雾还没散尽，军统局长戴笠亲率数十名特务，把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居正的宅邸围得水泄不通。特务们翻箱倒柜，从客厅搜到卧室，连地板都撬开检查，折腾了整整四个小时。
须发皆白的居正拄着拐杖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一切。最后特务们只翻出几件旧旗袍，什么都没搜到。居正猛地拍案而起，怒喝一声：“要搜就让蒋介石亲自来！”满屋特务鸦雀无声，戴笠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军统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是副局长，但实际说了算。到鼎盛时期，军统内勤机构设有八处、六室、一所，特工人员最多时近五万名，渗透到军队、警察、党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领事馆。在很多人眼里，军统就是蒋介石的刀，谁碰谁倒霉。但这把刀碰到真正的硬骨头时，也有卷刃的时候。
1940年代的一天，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戴笠正在翻阅密报，门突然被推开了。军政部长何应钦铁青着脸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军帽。
何应钦是国民党一级上将，黄埔军校总教官，论资历论职务，戴笠在他面前差着好几个层级。那天军统的便衣在市区一家茶馆里，把何应钦的副官给铐走了。名义是走私军需，实际上是查到了一些牵扯到高层的线索，按军统一贯的作风，先抓了再审。
何应钦走进戴笠的办公室，开口第一句话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板上：“雨农，我的副官，是你的人抓的？”戴笠脸上立刻堆起笑，从办公桌后绕出来，说这件事正要派人报告，是下面的人糊涂，抓错了。何应钦冷笑一声，上前两步，手里的军帽猛地拍在戴笠的办公桌上，震得桌上的钢笔跳了一下。
何应钦盯着戴笠，一字一句地说：“我何某人在军政部任职，不是一天两天，我的人就算真犯了王法，也该走军政部的程序，该由军事法庭来问话。你军统是什么？是侍从室的情报机关，不是天王老子！”他往前逼近一步，戴笠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何应钦伸手一指戴笠的鼻子：“论资历，论职务，你连给我站岗的资格都没有！”
戴笠的脸涨得通红，又转为苍白。他伸手去摸桌上的茶杯，手在半空停了一下，又缩回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方手帕，擦了擦额头。那是八月天里重庆最常见的高温，可他的额头上分明沁出了细密的冷汗。他低声说：“敬公，您消消气，是我的不是，下面的人不懂事，冲撞了您，我这就放人，亲自送刘副官回去。”
何应钦弯腰拾起军帽，掸了掸帽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重新戴在头上，看了戴笠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愤怒了，只剩下一种让人发寒的平静。“戴局长，重庆这地方不大，但规矩不能坏。”说完，他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1938年6月，武汉，日军炮火已逼近城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军统湖北站的办公室里发生了一件比炮火还让人心惊的事。
枪声在室内炸响，整间屋子瞬间死寂。那男人转过身，目光从一张张惊恐失色的脸上慢慢扫过去，声音不高，字字落地：“谁敢告黑状，这就是结局。”说完，他转身离开，步伐稳当。
这个人叫钱大钧。江苏昆山人，保定军校毕业，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黄埔军校开办前就担任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后来做过黄埔军校代理总教官、校本部参谋长。他参加过东征、北伐、中原大战，是蒋介石身边的核心旧臣，正儿八经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上将。
钱大钧这一枪，打的是军统湖北站的副站长。军统的人告了他的黑状，他没有走程序，没有找戴笠交涉，直接走进了军统的地盘，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告状的人毙了。蒋介石的反应让戴笠沉默了整整一天，没有处分，没有追究。
1938年夏天，福建。军统福建省站长严灵峰发了一封紧急电报给戴笠：张超已被福建省主席陈仪下令逮捕。
张超是戴笠的心腹，公开职务是福建保安处的科长。他自恃戴笠的权势，不把陈仪放在眼里，对福建省政府的工作经常唱对台戏。戴笠原本打算把张超调走，让他去上海担任敌占区的行动队长，免得跟陈仪搞得太僵。
但张超接到调令之后，觉得自己反正要走了，临走前得报复一下陈仪。他派人到处贴传单，说陈仪与日本人关系密切，有汉奸之嫌，喊出“打倒汉奸陈仪”“把陈仪赶出福建”的口号。
陈仪忍无可忍，命令保安处长逮捕张超。戴笠得知消息后，冒着酷暑去找蒋介石，想让蒋出面把张超押到武汉来。蒋介石电令陈仪把张超押送武汉，但陈仪为了防止戴笠闻讯营救，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逮捕张超后立即执行枪决。
戴笠闻讯之后极为震怒，深夜把毛人凤叫来密商对策。毛人凤说，陈仪杀张超已经跟我们结了不共戴天之仇，但目前要倒陈仪，委员长肯定不同意，眼下只有从陈仪的保安处长叶成开刀。戴笠听完点了点头，去找蒋介石。
戴笠没能扣留叶成，又被老蒋骂了一顿，禁不住往地下一跪，耍起无赖：“校长，张超虽然有错，但罪不该死……还望校长明鉴！”蒋介石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骂道：“你真无耻。”说完转身就走。戴笠急了，大声说道：“学生无能，并非无耻！我今天跪在委员长面前，是请求委员长替无辜被杀的同志报仇。”
到了1928年前后，他担任四川省主席时，拥有七个师二十多个旅、十四万军队、八十一个县的地盘。1932年“二刘大战”中他兵败退往西康，收敛了主宰四川的雄心，一心经营西康。他在西康治下的规矩很简单：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1940年，重庆曾家岩附近一栋宅子里，发生了一场极少见的正面对峙。一边是唐生智，陆军一级上将，参加过北伐、守过南京城的老将。另一边是戴笠，军统局实际掌舵人，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给他起过一个名字叫“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
唐生智那年已经年过五旬，生了病，念了佛，但依然是那副见谁都不肯低头的硬骨头脾气。那天戴笠到了唐家，唐生智手指几乎戳到他面门，话说得又响又狠：“唐家要被戳脊梁骨！”唾沫星子溅到了戴笠脸上。戴笠没有还嘴。
唐生智站了出来，担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南京最终失守，这成了他一辈子最难迈过去的那道坎。此后他念佛吃素，退居东安，很少再开口说军事上的事。但面对戴笠的时候，他没有退让。
居正被搜家之后，第二天拄着拐杖去找蒋介石。他不是去讲道理的，是去要脸面的。老人家把事情闹到办公场合，就是告诉所有人：你蒋介石手下的狗，敢半夜闯我的门，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
蒋介石当然明白这层意思。戴笠再受宠，也不能让一批党内老人寒了心。蒋介石把戴笠叫来，甩了他三个耳光。那三个耳光打给戴笠看，也打给居正看。戴笠不能解释，不能顶嘴，更不能把责任全推给蒋介石批的那八个字。因为材料是他送上去的，人是他带去搜的，场面是他闹大的，最后没搜出东西，所有难堪都得他自己吞。
戴笠亲自写信向居正赔罪。信一送出去，全重庆有头有脸的人都知道，军统这次栽了，而且栽在一个最不体面的原因上。
这些人硬刚军统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靠军统的规矩来办事的。他们用的东西各不相同，有的是资历，有的是枪，有的是地盘，有的是脾气，但共同点是他们都比戴笠的刀更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