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北京，李富春病逝后，中央有关方面安排后事，女儿李特特却没有出现在父亲的送别仪式上。她当时也在北京，不能前往，并非父女关系冷淡，而是母亲蔡畅作出了坚决决定。连聂荣臻元帅出面劝说，也没有改变结果。
这件事后来被反复提起，原因不只在于一场葬礼，更在于蔡畅一贯严厉的家风。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先驱，长期参加革命工作，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见到她，常尊称一声“大姐”。在她心里，革命者的家庭不能成为特殊待遇的来源。
李特特出生于1923年。她出生时，蔡畅正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母亲葛健豪坚持把孩子留下，并亲自承担抚养责任。后来，李富春和蔡畅转赴苏联，李特特由外祖母带回湖南生活，直到1928年前后，才有机会与父母团聚。
这段童年并不安稳。由于地下工作需要，蔡畅一家不断变换住处，李特特也时常改名。孩子问起缘由，得到的回答往往只有一句：“不该问的不要问。”在今天看来，这种教育显得生硬；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少说一句，可能就是一次避免暴露的机会。
有一次，年幼的李特特因害怕哭泣，被蔡畅关进储藏室。周恩来听见哭声后赶来，把孩子抱了出来，还责怪蔡畅夫妇：“孩子还小，不能这样吓她。”此后，李特特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感情亲近。她称周恩来为“爱爸爸”，那份亲情也弥补了父母长期奔波留下的空缺。
1938年，年仅十五岁的李特特被送往苏联学习。苏德战争爆发后，她参加军事训练和战时劳动，曾在严寒中参加滑雪行军、开挖反坦克壕沟，并取得轻机枪手训练方面的证书。她并不是被保护起来的“干部子女”，而是在战争环境里接受了严格锻炼。
战后，她继续在苏联求学。1952年回国时，正值中苏友好农场建设，李特特主动报名到黑龙江参加农业生产。蔡畅得知后很赞成，只叮嘱女儿：“在国外生活多年，更要到基层去，看看中国真正需要什么。”
这份要求贯穿了李特特的一生。她后来转入核科学相关工作，曾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参加核效应研究，也参与同位素培训，为国家培养专业人员。工作地点艰苦，任务繁重，她却很少向父母提出照顾要求。对蔡畅而言，女儿的职务越重要，越不能因此获得额外方便。
新中国成立后，蔡畅给李特特立下几条规矩：不能私自使用公车，不能让工作人员替自己办私事，也不能随意进入父母办公室翻阅文件。李特特带孩子住在家里，还要按月交纳生活费用。一次，她在郊区劳动，蔡畅让警卫员送棉衣，警卫员为图方便开了小车。蔡畅知道后，当即批评：“东西送到了，影响却留下了，群众会怎么看？”
类似的事情不止一次。李特特把女儿送进全托托儿所时，蔡畅反而追问是否有人打着自己的名义给予照顾。得知一切按普通手续办理，她才放下心来。她不是不疼爱孩子，而是担心亲属因身份得到特殊安排，损害工作纪律。
1975年李富春去世，葬礼问题正是这种家风的集中体现。关于蔡畅为何不让女儿参加，公开回忆中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蔡畅坚持了决定，聂荣臻的劝说也未能奏效。她把女儿置于严格约束之下，既有纪律考虑，也有对特殊时期复杂情况的谨慎判断。
两年后，蔡畅曾将金镯子、存单以及全部积蓄交作特别党费。工作人员询问是否需要给子女留一些，她回答的大意是，不能把钱财当作留给后代的依靠，真正应该传下去的是作风和责任。这种选择，对子女而言未必轻松，却清楚表明了她的原则。
李特特退休后没有把生活局限在家中，而是奔走于贫困地区，为修路、打井、办学校和建设项目联系资金。她常说，看到有些地方群众生活困难，就不能只顾自己安逸。她晚年的奔波，被不少人称为“化缘”，说的不是身份，而是靠一次次登门、劝说和协调，为基层争取实际帮助。
因此，那场没有女儿参加的葬礼，不能简单解释成母亲的“狠心”。在蔡畅那里，亲情从来不能压过纪律；在李特特那里，父母留下的并不是财产，而是一套必须亲自承担的生活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