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1日，北京，刘亚楼和一批空军创建者接到命令：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那一天，摆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几架飞机、几座机场，而是一套从指挥、训练到后勤保障都几乎要从头搭建的现代军种体系。
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要回答谁在协助他，不能只看一张任命名单，还要分清“建军初期班子”和“后来陆续到位的领导成员”。因为空军成立之初，部分职务并非在同一天全部确定。
刘亚楼当时39岁，长期在陆军部队工作，却很早就意识到航空力量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后，他参与东北航空学校的筹建和领导，接触了飞机、飞行员、机械人员以及航空训练等问题。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成为组建人民空军的合适人选。
但空军不能只靠一名司令员推动。飞机需要维护，飞行员需要训练，作战部门要建立制度，政治工作也必须跟上。换句话说，空军是一项综合工程，既要懂军事指挥，也要懂技术和组织管理。
与刘亚楼搭档的政治委员，是萧华。
萧华1916年出生，长征时期便在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后来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1949年空军成立时，他出任政治委员，主要负责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空军初创，人员来源复杂，既有陆军转来的干部，也有航空学校培养的技术人员，还有从旧军队改造过来的飞行和地勤人员，政治工作尤其不能放松。
萧华在空军任职时间并不长。1950年，他调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空军政治委员一职一度由刘亚楼兼顾。这个变化说明，当时军队各部门都在扩充，干部调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是某个单位单独能够决定的事情。
空军成立初期，最早担任副司令员的两人，是常乾坤和王秉璋。
常乾坤是人民空军创建时期的重要航空干部。早年留学苏联，接受过航空专业训练，回国后参与航空力量建设。空军成立后，他担任副司令员，并兼任参谋长，主要协助刘亚楼处理作战指挥、训练规划和航空部队的日常建设。
常乾坤的特点，是既懂飞行技术，也熟悉部队组织。他所面对的难题非常具体：飞行员从哪里来，飞机如何编组，机场如何管理，地勤人员怎样配备，训练标准如何制定。这些工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决定空军能不能真正形成战斗力。
王秉璋同样是空军创建时期的核心干部。他参加过红军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工作，后来投身航空建设。担任副司令员后，他参与了空军机关建设、部队编成和训练体系的完善。空军早期许多制度，都是在摸索中逐步形成的，王秉璋承担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如果说常乾坤更突出航空专业和参谋指挥，王秉璋则在部队组织和综合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两人的经历不同，分工也各有侧重，恰好弥补了新建军种人才结构上的不足。
另外两位副司令员，是徐深吉和刘震。
徐深吉是红军时期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长期担任野战部队领导职务。空军成立后，他进入这一全新的军种工作，协助处理部队建设和军事训练等事务。对于一名长期指挥地面部队的将领而言，转入航空兵种并不轻松，但他的部队经验，对空军早期建立指挥关系和管理制度很有价值。
刘震则是东北野战军系统的重要将领，后来参与人民空军的领导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空军迅速扩充并投入实战，刘震等具有丰富战役指挥经验的干部进入空军领导岗位，使航空作战与地面战场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
因此，按空军成立初期及随后一段时间的领导班子来看，协助刘亚楼的政治委员是萧华，四位副司令员分别是常乾坤、王秉璋、徐深吉和刘震。
这几个人的经历并不相同：萧华擅长政治工作，常乾坤和王秉璋具有航空建设与机关管理经验，徐深吉、刘震则带有鲜明的野战指挥背景。正是这些不同类型的干部组合在一起，人民空军才从一纸建制，逐步变成能够训练、能够作战、能够独立运行的现代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