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北京丰泽园，团支部书记兼厨师陈爱武把一封揭发信寄往中央纪律检查机关，信中反映的不是普通顾客，而是商业部部长王磊在饭店用餐少付款的问题。
这封信的分量，远超一张普通账单。彼时，商业系统接待任务繁重，丰泽园又是北京有名的国营饭店，一些机关常把这里当作接待场所。客人身份越高，饭后留下的账款反而越少，久而久之，饭店经营和职工情绪都受到影响。
据调查，1980年王磊曾两次到丰泽园用餐，消费合计124.92元，实际只支付了19.52元。差额并非小数目，对于当时的饭店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记账问题，而是公私界限和纪律观念的问题。
厨房里的职工最清楚其中的尴尬。菜是照标准做的，原料要花钱，人工也要计算，账面却常常对不上。面对来头不小的客人，管理人员不敢追问，工作人员有意见也只能压在心里。
陈爱武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句牢骚。他先向饭店党支部反映，得到的答复却很为难：事情牵涉领导干部，饭店处理不了。随后，他又向北京市服务局和北京市委反映，仍没有得到明确解决。
有意思的是，真正推动事情发生转折的，并不是一纸正式文件，而是一名普通厨师的坚持。陈爱武认定，饭店不能长期替这种做法买单，更不能因为对方职位高，就把原则放到一边。
于是，他把王磊两次用餐的时间、金额和付款情况写清楚，又把饭店存在的类似现象一并反映，寄给了中央纪律检查机关。信件转到黄克诚手中后，很快引起重视。
黄克诚当时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他看完材料，明确表示必须查清楚，不能因为涉及高级干部就含糊过去。在他的推动下，调查人员到饭店核对账目、询问经办人员，最后确认陈爱武反映的主要情况属实。
这件事让黄克诚动怒，原因并不只是少付了105.40元。一个部长少交饭钱，表面看是个人作风，往深处看，却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示范：只要职位够高，到了国营单位就可以少付款，甚至不付款。
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有人担心公开处理会影响干部声誉，黄克诚却坚持认为，特权风气不能姑息。他说：“不管多大的官，都不能遮遮掩掩。”在他看来，舆论监督不是给组织添麻烦，而是让群众能够看见纪律怎样落实。
经过处理，《中国青年报》于1980年10月16日在头版刊发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公开报道了这起事件。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一名普通厨师批评部长，并由中央机关推动公开报道，冲击力可想而知。
王磊并没有拒绝批评。他向有关部门作了检讨，补交了饭费，并请求组织给予处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来专门找到陈爱武，对这名厨师的负责态度表示肯定。职位高低，在这场风波中没有成为逃避责任的理由。
陈爱武承受的压力同样不小。因为被他反映的人是部长，饭店内部和外部都有人替他担心。但这件事最终没有被压下去，反而使普通职工依法依规反映问题的渠道得到重视。
两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开一代民主新风——评厨师批评部长》，肯定陈爱武敢于监督的做法，也肯定通过报刊接受群众监督的意义。那张饭单由此超出了饭店账房，成为当时整顿党风、反对特权的一则典型案例。
王磊此后仍被组织安排承担工作，先后担任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和副主任，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4年10月4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