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20日，北京，总参谋部机关大会。宣布杨得志接任总参谋长时，许多干部并不陌生。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老将，既当过大军区司令员，也带过志愿军，真正让人信服的，却是他在复杂局面下拿捏分寸的本事。
总参谋长不是普通军职。作战筹划、部队训练、军队建设、国防动员，许多军务都要经过总参谋部汇总、研判，再上报中央军委。这个位置权力很重，责任更重。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担任这一职务的将领，几乎都经历了非正常离任。
杨得志的特殊之处，恰恰在于他完成了任期交接。1987年11月，他卸任总参谋长，转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退出总参一线工作。没有突然倒台，也没有长期审查，更没有在政治风浪中沉寂多年。
这条路为何只有他走得平稳？答案不只是能力，还在于性格、资历和时代环境彼此相合。
粟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由大将担任的总参谋长，任职自1954年10月至1958年10月。那几年，总参内部议事气氛较为宽松，意见可以充分交换。张爱萍回忆，大家有争论，却没有彼此算计，工作关系相对融洽。
粟裕治军严谨，善于从全局判断问题，但总参与国防部之间职能交叉，工作程序一旦处理不当，就容易产生摩擦。毛泽东曾要求粟裕定期汇报工作，彭德怀对此有所疑虑。粟裕后来把汇报材料先交国防部，希望避免程序争议，彭德怀却说：“让我转毛主席，我又不是你的通信员。”
这件小事折射出两个部门之间的紧张。1958年，粟裕在反教条主义问题上受到批评，离开总参谋长岗位，此后长期处于低潮。
接替他的黄克诚，只任职不到一年。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因支持彭德怀受到牵连。有人劝他批评彭德怀，试图让他与对方切割，黄克诚回答：“我没有石头。”这句话很短，却表明他不愿在别人困难时落井下石，也使自己承受了长时间的曲折。
罗瑞卿任职时间最长，达六年多。1959年9月，他接任总参谋长；此后又兼任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实际承担了大量军政事务。文件多、任务重，几名秘书分别协助处理军队、国防工业和党政工作，他几乎处在军政中枢的交汇处。
权力集中往往伴随压力。罗瑞卿办事果断，管理严格，效率很高，却也容易给人留下强硬印象。1965年12月，他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离开了军队核心岗位。
杨成武随后担任代总参谋长，从1965年12月到1968年3月，始终没有去掉“代”字。那是特殊年代，军队工作与政治风潮彼此纠缠，总参又掌握军机，稍有处置不慎，便可能被卷入其中。1968年“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杨成武被免职。
黄永胜于1968年3月接任，任职至1971年9月。他曾是四野重要将领，军事资历深，任内一度拥有很大影响力。遗憾的是，1971年发生重大变化后，他被撤职，此后逐渐淡出军队领导岗位。
几任总长的经历说明，这个岗位不仅考验军事才干，也考验政治判断、组织协调和自我约束。能打仗，不等于能处理好机关关系；有威望，也不意味着能够避开时代风浪。
杨得志的任命，并非偶然。1979年末，邓小平准备不再兼任总参谋长后，曾与徐向前、聂荣臻等商议人选。杨勇、杨成武、杨得志都在考虑范围内，但前两人分别受到调查问题和历史经历的影响，最终没有成为合适人选。
杨得志胜在稳重。他先后跟随过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不同风格的领导人，长期担任大军区主要职务，懂作战，也懂协调。更有意思的是，杨勇过去两度做过他的副手，两人关系熟悉，彼此没有明显隔阂，这减少了人事变动后的摩擦。
上任后，杨得志没有急于树立个人权威，而是把重点放在机构调整、部队训练和工作秩序恢复上。面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他推动总参机关精简，参与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和阅兵，也为军队改革与裁军提供了实际经验。
1987年，他离开总参谋长岗位时，已经完成了从战争型将领到现代军队管理者的转换。六位开国将军各有战功，能力也都很强，但真正做到任期结束、平稳交接、功成身退的，确实只有杨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