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前后，北京一间办公室里，谭政刚刚由总政治部主任改任副主任，分管总后勤系统的政治工作。消息传开后，不少人以为他会沉默，甚至消沉。可李聚奎前来探望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谭政坐在桌边，神情平静，谈起工作仍旧条理分明。他没有反复解释，也没有抱怨得失，只是对李聚奎说，后勤战线摊子大、任务重，希望老战友多支持。
李聚奎原本准备了许多安慰的话，到了门口，却觉得一句也不合适。两人相识近三十年，彼此太了解了。谭政越是表现得从容，李聚奎越能察觉到那份从容背后的压力。
“看来，我们又要并肩干一阵子了。”李聚奎笑着说。
谭政点了点头，立即谈起调研安排。他表示，过去对后勤工作的了解，更多是从全军政治工作角度出发，如今既然分管这项工作，就要到基层去看，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
临别时，李聚奎握住他的手，沉默了片刻，语气明显严肃下来：“挺住，别让我看错你！”
这句话很重。谭政眼圈发红，却仍拍了拍老战友的肩膀，说战争年代那样的苦都熬过来了，眼前的事情算不了什么。话说得硬朗，情绪却没有完全藏住。
不久后，谭政随李聚奎到总后勤部所属单位调研。他不急着作结论，而是逐项询问政治工作人员的职责、干部思想状况和基层组织生活情况。到了工厂、仓库和车间，他还会停下来同工人、战士交谈。
有意思的是，他调研时保留着过去的习惯。白天听、看、问，晚上便把记录重新整理，归纳出带有共性的现象。哪些工作落了空，哪些办法有效，哪些问题只是表面现象，他都一一写在本子上。
李聚奎陪他走过几个军区后勤单位，后来又到第四军医大学了解情况。谭政很少谈个人处境，却不断追问政治工作怎样进入教学、医疗和科研一线。对他而言，职务变化并没有改变对工作的要求。
这一幕让李聚奎想起了1933年。那年8月，红一方面军部队调整，李聚奎由红三军第九师师长改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团长，谭政则在第一师政治部工作。两人由此相识，并在共同作战中逐渐熟悉。
李聚奎打仗果断，带兵有办法，很快显露出指挥才能，不久便重新担任师长。谭政原先与他有上下级关系，后来却成了他的助手。一个长于作战，一个长于政治工作，配合起来，正是当时红军基层指挥所需要的样子。
李聚奎文化基础相对薄弱，谭政便教他识字，帮他理解文件和电报。那不是课堂上的正式教学，往往是在行军间隙、宿营之后，拿着纸片认几个字，结合部队情况讲几句道理。李聚奎后来对谭政十分倚重，并非没有原因。
1935年8月，李聚奎调往红四方面军工作，两人暂时分开。此后，他们身处不同部队，却没有中断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又在不同岗位上承担任务，彼此的经历各有变化，战友情却一直延续。
解放战争时期，李聚奎在东北先后担任西满军区参谋长等职，后来任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谭政则长期负责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政治工作。一个偏重参谋与作战，一个主持政治建设，工作交集很多。
谭政并不是只会写文件的人。他重视调查，也强调政治工作要落到连队、工厂和医院。正因为如此，李聚奎对他的敬重，不仅来自私人情谊，也来自长期共事后形成的判断。
1961年前后，军队政治工作领域出现了不同意见和复杂变化，谭政的职务受到调整，由总政治部主任改任副主任。对一位长期负责全军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来说，这种变化自然不可能毫无影响。可他没有把精力耗在个人得失上，而是转身去熟悉新的岗位。
多年以后，谭政病重，李聚奎前去探望。那时的谭政已经难以说话，却一直拉着老战友的手。李聚奎低声劝他坚持住，谭政闭着眼睛，泪水从眼角流下。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几十年风雨、分合与相互扶持，都压缩在了那个无声的告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