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春，湖北金口，湘军霆字营停在江岸，军中最紧张的不是敌情，而是饷册。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已经在1864年7月陷落，可这支曾经令太平军闻风而动的劲旅，却突然拒绝西进，随后举旗反清。
霆军并非朝廷经制军队，而是湘军体系中的一支勇营。它靠地方筹饷、军官统带，平日以战养战。打仗时，军官凭威望聚拢士卒；停战后，军队的粮饷、去留和归属便成了难题。
这正是霆军哗变的关键背景。
1864年，多隆阿在西北战事中阵亡，陕甘局势随之吃紧。清廷急调霆字营北上，准备接替八旗部队作战。此时，霆军主将鲍超因病在四川休养，部队由宋国永、黄矮子等人率领，从南京一带向湖北推进。
军队走到金口，问题集中爆发。太平天国主力已经覆灭，清廷财政又十分紧张，沿途筹饷困难，士兵不仅拿不到足额粮饷，连继续远征的前景也看不清楚。对一支长期在战场上拼杀的部队而言，这并不是普通的拖欠，而是生死问题。
黄矮子在军中素有威望，性情强悍，敢于替士卒出头。有人劝他再等几日，他却据说反问：“没有粮饷，拿什么行军？”这句话未必是原话，却道出了当时营中的真实情绪。
索饷无果后，军中矛盾迅速升级。黄矮子一派控制了宋国永，并带领部队脱离原定行军路线，转向南方。霆军并没有立刻形成严密的政治纲领，他们更像是一支失去约束、又不愿解散的武装，先要解决吃饭和生存，再谈究竟归于哪一方。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霆军刚刚镇压太平天国，却在太平军余部尚未完全消失时，与康王汪海洋部发生联系。对黄矮子等人来说，南方仍有熟悉的战场、现成的粮道和能够容纳他们的军队。既然清廷不给出路，投向旧日对手便成了现实选择。
消息传到京城，震动远超过一次普通兵变。霆军是湘军精锐，若这样一支部队带械南下，沿途又无人能够迅速拦截，朝廷担心的便不只是几千名士兵，而是地方武装脱离控制的先例。
曾国藩因此受到严厉指责。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声势大振，曾国荃所部攻下天京后，湘军将领遍布东南各省。清廷一方面需要这些军队，另一方面又始终提防其坐大。霆军哗变恰好击中了朝廷最敏感的地方：汉人督抚掌握兵权，部队只听将领，不听中央调遣。
有意思的是，霆军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将领反叛”。湘军本身就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它不像八旗、绿营那样拥有稳定编制，而是依靠私人关系和战功维系。一旦战争结束，裁军、欠饷和军官安置同时出现，原本紧密的上下关系便可能反过来成为集体抗命的基础。
清廷随后命鲍超出面收拾残局。此时的鲍超并非全无病痛，却仍被迫重新出山。1865年至1866年间，清军在广东嘉应州一带持续围攻汪海洋部。霆军加入后，战斗力依然凶猛，多次突破清军防线，令围剿行动屡受阻滞。
转折发生在汪海洋部突围阶段。汪海洋战死后，太平军余部失去核心指挥，清军逐渐掌握主动。霆军虽然拼力作战，却已陷入多路围攻，兵力、粮械和退路都受到限制。清军集中使用火器，连续压缩其活动范围，霆军终于无法保持原有阵形。
关于黄矮子的结局，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他在战败后被清军擒获并处死。霆军则遭到惨重损失，作为一支独立力量从战场上消失。汪海洋余部也在随后战事中被逐步击溃，东南地区延续多年的战乱至此接近尾声。
这场哗变留下的影响并未随着战事结束而消散。朝廷更加明确地推动裁撤湘军、扶持淮军和其他地方武装，以分散曾国藩集团的兵权。曾国藩后来不断裁减部队，湘军的鼎盛局面也由此转向收缩。
霆军的覆灭，表面看是欠饷引发的兵变，深层却是战时军队与中央权力之间的冲突。它曾因战争而兴，也因战争结束而失去存在理由。清廷能容忍一支部队替它打天下，却很难容忍这支部队在天下将定时，仍保留自行选择道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