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装甲兵政委莫文骅面对的，不是一份普通的人事调整文件，而是装甲兵领导机关即将撤销的重大变动。那一年，他已经72岁。摆在面前的问题很直接：是继续留任，还是主动卸下肩上的职务？
这场变化并非针对某一个人。全军精简整编进入新的阶段，装甲兵、炮兵、工程兵三个兵种，都要从原有的大军区级领导机关，改为总参谋部所属的业务部门，分别称为总参炮兵部、总参装甲兵部和总参工程兵部。
名称变了，级别也随之调整。三大兵种拟定为兵团级，后来又改为正军级。看似只是编制表上的几个字，实际牵动的却是领导班子、机关设置、干部安排以及部队官兵的思想情绪。
兵种机关经过几十年建设，形成了完整的指挥体系和专业传统。装甲兵负责突击力量建设，炮兵承担火力支援，工程兵则关系到道路、桥梁、阵地和国防工程。要把这样三个体系压缩整合，绝不是简单撤掉牌子、搬走办公地点。
军队整编历来如此。1957年，全军由八个总部调整为三个总部，原有的五大军种缩编为三大军种；后来，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也曾由大军区降为正军级单位。每次调整都有现实原因，但对身处其中的干部和部队而言，感受并不轻松。
有些单位刚刚发展起来，便遇到机构变化；有些干部在原岗位上工作多年，突然面临职务转换。张震在参与整编工作时，曾多次同三个兵种的军政主官谈话，既听取司令员、政委的意见，也听取副职和机关干部的看法。谈的不是空泛道理，而是编制怎么落地、干部如何安排、部队怎样保持稳定。
“能保留的，不轻易撤销；能缩编的，不轻易撤并。”这类考虑，正是整编工作中的实际尺度。可大方向已经确定，个人意愿不能代替全军部署。领导干部既要说明情况，也要处理好部队多年形成的感情和荣誉问题。
有意思的是，三个兵种由兵团级改为正军级，还同恢复军衔制度存在联系。若按兵团级设置，兵种军政主官的军衔可能达到中将，甚至涉及更高等级；而当时总参谋长的军衔设想为上将，下属单位若出现同等甚至接近的等级，指挥关系和军政对应便不够协调。
同时，兵种机关若同其他总部部门处于不同层级，也会带来工作衔接上的不便。经过权衡，正军级成为较为合适的安排。这个决定看起来偏重制度设计，背后其实是军队领导体制、军衔体系和机构关系的一次重新校准。
级别确定后，原兵种司令员、政委继续原职便不再合适。大军区级正职不能直接改成正军级正职，这既涉及干部待遇，也关系军队干部制度的统一。恰逢干部队伍开始强调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和革命化，部分年龄较大、身体状况欠佳的老同志，转到二线或离休，成为整编中的一个重要安排。
莫文骅的经历，使这件事更具分量。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担任装甲兵政委。1967年以后，他的工作一度中断，直到1975年才重新回到岗位。重新工作后，他面对的是部队建设秩序需要恢复、院校教育亟待完善等一系列任务。
在装甲兵政委任内，他推动恢复和整顿装甲兵院校，完善指挥、技术两条培养线，并逐步建立分级培训的教育体系。装甲兵指挥学院、工程学院等院校的恢复和建设，解决的不只是干部培训问题，也关系装甲部队能否形成持续发展的专业基础。
因此，1982年的机构调整，对莫文骅来说并非没有遗憾。但他清楚，装甲兵领导机关撤销，是全军体制调整的一部分，不能因为个人经历深、贡献大，就把自己置于制度之外。经过认真考虑，他卸去了装甲兵政委职务，转到人大系统继续工作。
这次转变没有改变他在军队建设中的影响。离开原岗位后，他仍在二线发挥作用，直到1988年正式离职休养。对一名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而言，主动交接职务，既是个人选择，也是那场整编中干部新老交替的一个具体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