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下午，台北马场町刑场，几声枪响。

一个穿小花旗袍的女人倒在了血泊里，身中七弹。那年她45岁，名字叫朱枫，代号“朱谌之”，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的最高级别情报联络员。

她死的时候，离她最近的人——女儿阿菊、女婿王朴，一个没来收尸，一个在审讯室里签了字。那张领尸单上，“准予具领”的大印早就盖好了，连运尸路线都画好了。但签名栏一直空着。空了整整六十年。

这么多年，大家都觉得王朴是个懦夫，甚至有人骂他是叛徒。自己的岳母被抓了，枪毙了，他连尸都不敢去收，这算什么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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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真有这么简单吗？

最近翻了一批解密的档案，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王朴这个人，远比我们想的复杂得多。他早就知道岳母是地下党。这个“早就”，不是案发前三天，而是从朱枫踏进他家门槛的第一天起，他心里就亮起了红灯。

那他为什么不揭发？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得先把时间倒回到1949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冬天。

一、基隆码头上的那一眼

1949年11月27日，基隆港。

一艘叫“兰沙丹尼号”的客货轮缓缓靠岸。码头上人不多，冷风裹着海腥味往骨头缝里钻。阿菊抱着还没满周岁的小婴儿，站在码头上来回张望。她身边站着丈夫王朴，穿着警务处的制服，面无表情。

轮船靠稳，一个中年女人提着简单的行李走下舷梯。她穿得不算讲究，但举手投足有一种说不出的体面。这就是朱枫。阿菊远远看见她，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抱着孩子迎了上去。

阿菊不是朱枫亲生的。朱枫1927年嫁给阿菊的父亲陈绶卿做续弦，那时候阿菊才七岁。朱枫一手把她带大，家里重活自己揽着，好东西先给这个没有血缘的女儿。阿菊喊她“妈妈”，喊得真心实意。母女之间的感情，是真的。

但站在阿菊身后的王朴，脸上挂着的笑容，是另一回事。

王朴，又名王昌诚。他当时的身份是台湾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说直白点，整个台湾岛的无线电通讯监听，他手底下管着一大摊子。什么波段被监听了，什么频率出现了异常，他比谁都清楚。

朱枫住在香港，做的是贸易生意，几年都没怎么联系过。现在突然说要来台湾看外孙，还赶在这么个节骨眼上——解放军正准备渡海攻台，两岸之间的空气紧得能拧出水来。一个从香港来的女人，选在这时候进台湾，说是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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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朴在电讯这行干了十几年，受过军统电讯训练班的系统训练，戴笠亲授过门生。他后来还改了名字，真名叫段承愈。这人骨子里有一种职业性的警觉，是刻在骨头里的。

他打量岳母的那一眼，不是女婿看岳母的眼神。是电讯监听员看一个异常信号的眼神。

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行李接过来，开车带她们回了家。

二、深夜的短波

朱枫住进了王朴家。

表面上，她是来帮女儿带孩子的。白天确实也忙活这些事，洗尿布、熬粥、哄孩子，像所有外婆一样。但王朴注意到了几件事。

第一件：朱枫几乎每天都出门。

她说去看朋友，买点东西，逛逛市场。但王朴在警务处干着电讯管理所主任的差事，整个台北的机关单位就那么几个，什么人跟什么人见面，他心里大致有数。朱枫去的那些地方，有些是特务重点监控的“敏感场所”。她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会带一小盒点心，有时候两手空空，但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像是刚完成了一件大事。

第二件：深夜的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