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2日，陕西延安，美军上校包瑞德随观察组抵达这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前来迎接的既有朱德、周恩来，也有八路军各级将领，而十八集团军总部门前却看不到持枪卫兵，更没有严密的警戒线。
这不是一次普通访问。美国派观察组到延安，是为了摸清中共军队的实际情况。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不断扩大作战范围，牵制了大量日军。美国方面逐渐意识到，不能只通过重庆了解中国战场。
包瑞德早年便与中国结缘。1892年，他出生于美国，1924年进入美国驻北京公使馆任助理武官。此前，他曾在菲律宾任职，年轻时到北京度蜜月，古城风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美军需要培养熟悉中文的军官，他主动报名，长期从事情报和军事观察工作。
1935年，包瑞德与史迪威相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往重庆，负责处理军事联络事务。妻子后来病逝于北平，此后他一直没有再婚。长期接触中国社会，使他对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有了较为直接的观察。
包瑞德真正受到重用，与史迪威的判断有关。1943年，美国方面已有意见认为，若想掌握中国战场的真实情况，就应当派人员进入延安。史迪威支持这一主张，但国民政府起初强烈反对。直到罗斯福多次施压，美国观察组才获得进入延安的机会。
抵达延安后，包瑞德看得很细。他去过南泥湾，参观过抗日军政大学，也接触过八路军基层官兵。延安的部队装备并不优良，生活条件更谈不上宽裕，可士兵精神状态、队列训练和军纪，却给他留下了鲜明印象。
有意思的是，他在延安看到的秩序，与重庆的情形差别很大。国统区一些地方征兵困难，常有抓丁现象，军官体罚士兵也并不罕见。延安方面则强调官兵关系，禁止随意打骂。包瑞德注意到，军官受到的约束往往比普通士兵更多。
他尤其在意“卫兵”这个细节。毛泽东公开活动时，通常步行，或乘坐一辆封闭式救护车。八路军总部没有高墙封锁，也没有大批便衣和卫兵围在领导人周围。对长期在重庆活动的美国军官来说，这种场面确实出乎意料。
包瑞德曾对身边人说：“这里看不到森严的警戒，可秩序并没有因此混乱。”在他看来，安全感并不完全来自枪械和哨兵，也来自组织内部的纪律，以及领导人与普通士兵、群众之间的关系。
另一件事也让他印象深刻。延安关押着一批日军俘虏，数量超过重庆方面的同类俘虏。东京出版的报纸，经过传递后也能较快到达延安。包瑞德由此判断，延安虽然物资紧张，但情报系统和基层组织能力不可轻视。
这些观察被写进报告，送往美国军政部门。包瑞德认为，如果中共军队继续抗日，美国即使提供数量有限的枪械、弹药、通信器材，也可能产生实际作用。这个判断触碰了重庆方面的敏感神经，因为向中共提供援助，意味着国民政府难以独占美国支持。
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抵达延安，包瑞德担任翻译，参与毛泽东、周恩来与赫尔利之间的会谈。赫尔利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统一军事指挥等设想，延安方面并非完全拒绝谈判，但要求不能成为没有实际权力的点缀。
会谈中，毛泽东曾问赫尔利：“这份文件是谁的意见？”赫尔利回答：“是共同商量的结果。”后来事实证明，赫尔利对重庆方面的态度估计过高，蒋介石并未接受原先谈定的内容，谈判遂陷入僵局。
包瑞德还曾参与讨论美军在山东沿海建立作战据点的计划。由于相关地区由八路军控制，美方希望获得通行和补给便利。消息传到重庆后，引发强烈反弹。此事最终影响了包瑞德的仕途，他原本有机会晋升准将，却没能实现。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美军观察组仍在延安工作，直到1947年3月11日撤离。包瑞德后来回到北平，亲眼见到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
同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包瑞德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武官身份出现在现场，并拿出相机拍摄受阅部队。公安人员发现后立即上报，聂荣臻又将情况转告毛泽东。毛泽东听说是包瑞德，便说：“让他拍吧。”
这批照片后来成为开国大典影像资料的一部分。1950年2月，包瑞德离开北平，前往台北，之后又赴日本，1954年回到美国。1977年2月3日，他在旧金山去世，终年84岁。那位曾在延安寻找答案的美军上校，最终没有等到再次踏上中国大陆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