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盛京崇政殿外，清廷诸王大臣面对的不是一道普通的传位诏书，而是一场可能改变八旗格局的权力较量。皇太极突然去世，年仅六岁的福临被推上帝位。这个结果看似出人意料，实际上恰恰说明，多尔衮当时并没有坐上皇位的条件。
皇太极死于崇德八年八月初九，即1643年9月21日。他没有留下明确的传位遗诏，也没有把“父死子继”正式确立为制度。努尔哈赤时期形成的八旗议政传统仍有很强影响，谁能得到足够多旗主和王公的支持，谁才有资格争夺最高权力。
当时最有分量的两个人，一个是皇太极长子豪格，一个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豪格掌握正蓝旗，又有两黄旗大臣拥护；多尔衮则控制正白旗，其同母弟阿济格、多铎分别拥有镶白旗和正白旗的力量。两派都握有军队，谁也无法轻易压倒谁。
豪格并非徒有皇长子的名分。他早年便参与征战，曾因征讨蒙古有功受封贝勒，后来又在对明作战中积累军功。皇太极在世时，豪格已是和硕肃亲王。若只看年龄、资历和战功，他显然比福临更像一个继承人。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
两黄旗大臣愿意拥立皇太极的儿子，却未必愿意接受豪格成为新君。皇帝亲掌两黄旗，这是皇太极时期形成的权力安排。豪格掌管正蓝旗，一旦他登基，原有的旗权平衡很可能被重新打乱，索尼、鳌拜、图赖等人自然要为本旗利益打算。
据史料记载，索尼曾向多尔衮表明态度：“先帝有皇子，必立其一。”这句话很重。它等于告诉多尔衮，拥立先帝之子，是两黄旗不可退让的底线。多尔衮若强行称帝，首先要面对的便是皇太极留下的两黄旗核心力量。
有意思的是，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并没有兵权，却看清了其中的关键。她所能依靠的，一是皇太极后宫的名分，二是科尔沁蒙古的姻亲关系，三是两黄旗对“先帝血脉”的坚持。她没有直接要求索尼拥立福临，而是提醒他，皇帝亲掌两黄旗，豪格却掌正蓝旗。
索尼听懂了。
“若立肃亲王，两黄旗怎么办？”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询问，而是摆在所有大臣面前的现实。拥立福临，既能保住皇太极一脉，也不会让某一位成年亲王直接吞并皇权。六岁的孩子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反而更容易成为各方暂时都能接受的人选。
多尔衮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崇政殿议政时，豪格与多尔衮两派僵持不下。豪格不愿退让，多尔衮若继续争夺，便可能引发八旗内部冲突。此时他提出拥立福临，并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实际上是一招以退为进。
福临登基，多尔衮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握朝政；豪格不能称帝，两黄旗也暂时保住了既有地位；济尔哈朗加入辅政，又使镶蓝旗获得了参与权。这个方案并非多尔衮突然大度，而是各方力量妥协后的结果。
至于民间常说的“孝庄下嫁多尔衮”，正史中缺乏可靠证据。多尔衮与孝庄之间是否存在私情，后世争论很多，但不能用一段未经证实的感情故事，解释一场由旗权、军力和政治合法性共同决定的帝位选择。
福临即位后，多尔衮很快成为实际掌权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此后他以摄政王身份处理军政大事，权势日重。顺治三年，他进一步控制调兵等重要权力。顺治五年礼亲王代善去世后，多尔衮的政治牵制明显减少，随后自称“皇父摄政王”，并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谕令。
这些举动已经说明，他并没有放弃皇帝念头。
多尔衮真正的障碍，主要来自三方面。礼亲王代善在宗室中资历深、威望高，不便轻易触碰；郑亲王济尔哈朗虽逐渐退让，却仍具有政治分量；而最坚硬的阻力，则是两黄旗中那些坚持皇太极血脉的大臣。
因此，索尼、鳌拜等人不断受到打击，并不只是普通政争。多尔衮曾以“谋立肃王为君”等罪名处置相关人员，但豪格既已失势，福临也已经登基，这些旧事被重新翻出，背后显然有清除反对力量的意味。
多尔衮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始终缺少一个能够让各方同时低头的条件。他有军功，有威望，有两白旗支持，却无法让两黄旗接受自己取代皇太极之子；他可以控制朝廷，却难以彻底消除八旗王公对旧制和血统名分的顾忌。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在喀喇城狩猎时坠马受伤，随后病逝，年仅三十九岁。关于其身后是否藏有龙袍、东珠等物，主要见于后来相关记载，不能简单当作绝对无疑的证据，但至少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其称帝野心的普遍判断。
福临的皇位，并不是多尔衮主动奉送的礼物，而是他在力量不足、阻力过大的情况下选择的权宜方案。若两黄旗、礼亲王代善以及其他宗室势力全部倒向多尔衮，局面或许会完全不同。可在1643年的盛京，他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张谁都不能轻易撕破的权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