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北大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北大哲学系主任，他在几次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被网友们大量转发。他自称“老登”，说给不了年轻人太多建议，可无数年轻人却说：“他说的，句句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追不上”的焦虑从何而来
为什么能说到年轻人心里去？程乐松的回答很坦诚：他会观察自己的学生，也会观察这个时代，还会非常警惕地审视当下的媒介环境和公共话语体系。这些观察让他即使与年轻人存在年龄差距，但仍然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世界里。这在他前不久出版的新书《留白》里也能有所体现。他在书里写到：“生活，如果不是无解的，那么答案就在生活之中。”
聊到东亚人特别容易比较、容易焦虑的问题，程乐松认为，这背后有两个层次值得深思。第一层，是东亚文化圈的历史记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中，那些伟大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孟子，以及后来的王阳明、朱熹——像一座座高山矗立在那里，让人望而却步。正如《论语》中所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那种“追不上”的焦虑，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程乐松坦言，自己每天也在面对这种压力：“我能在多大程度上尽量缩小与他们的差距？”
第二层，是近一两百年来被强化的匮乏感。从马可·波罗笔下“叹为观止的中国”，到18、19世纪末期看到的中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这种历史落差沉淀在集体潜意识中，成为焦虑的深层来源。而东亚社会的过度竞争——比如韩国的补习文化、日本低欲望社会背后的竞争后遗症——都与此相关。
“很重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在过往的一个多世纪，亚洲以不同的区域的方式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变化，而这个社会变化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一方面得到了在阶层意义上垂直上升的机会，另外一方面也强化了在日常生活里阶层下落的危机感。”
但程乐松提醒我们，要清晰地区分“事实”和“话语”。现在的话语总是说“我们面临着空前的困难”，但这个“空前”究竟是在情绪意义上，还是在事实意义上？他认为，竞争性并不是中国人固有的特质——如果回到南宋或唐代看一看，长安的各个坊间，人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竞争意识。焦虑是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而非民族性格的必然。
“哲学牛马”的热爱与适应
程乐松自称“哲学牛马”，这让很多人不解——一个北大教授，为何如此形容自己？他解释道，“牛马”描述的是一种生活状态，当一个人进入某种职业，并且用这个职业的方式定义了全部生活，生活就被职业完全占据，那便是“牛马状态”。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非价值判断。
那他是否喜欢这种状态？他停顿了一下，说：“喜欢。或者说这不算是我们平时所谈到的那种‘喜欢’，而是一种适应。”他描述了自己的日常：送完孩子到办公室，看书，中间不断被打断——学生来访、同事交流、行政事务，然后接孩子回家，再回到办公室，直到晚上九点。这样的节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你觉得枯燥吗？”主持人吴小莉问。他给出了回答：每次读到庄子，都感觉自己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就像同事杨立华老师，最近在读张载的《正蒙》，读得非常细致，又读王夫之。不是为了说服谁，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发现此前没有被理解到的东西——那是一种“发现新世界”的过程。
精神秩序的建立与自由的代价
程乐松的父亲曾跟他说过一句话：“你的身体是1，剩下全是0。”他深以为然，并在此基础上补了一句：“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本根的信任和自我的笃定是1，剩下的全是0。”这句话，是他对当下年轻人焦虑的回应。他认为，要缓解焦虑，有两个东西非常要紧。
第一，是让每个个体学会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找到笃定的自我。他称之为“免疫力”——在社会喧嚣与个人内心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平衡。他曾在不同场合呼吁：在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应该重新重视人格教育、尊严教育、责任教育和好奇心教育。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被社会裹挟着前行。
第二，是认识到物质匮乏与精神匮乏的不同逻辑。程乐松观察到，当下的年轻一代在物质上并不匮乏，但他们想象出来的很多问题，仍然是物质性的——比如“没找到好工作”“以后没法生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物质不再匮乏时，人们还没有学会如何让精神生活填补进来。
物质竞争像比武一样刚性——有钱就是有钱，有地位就是有地位。但精神生活完全不同：你如何判断谁比谁的精神生活更好？孔颜乐处的境界，恰恰说明了精神世界的不可比较性。因此，核心在于转换跑道，从物质竞争转向精神建构。
聊到很多年轻人喜欢独居、追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自由，程乐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自由是有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