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的深秋总是伴随着连绵的冷雨。九十岁的大石健二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那株枯黄的枫树，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什么情绪。房间里弥漫着老人特有的药油味，混合着榻榻米受潮后的涩气。

我坐在他对面，膝盖上放着录音笔。作为一名搜集二战老兵口述历史的独立研究者，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让这位曾在侵华日军中服役七年的老兵同意接受采访。

我们聊过了新兵营的毒打，聊过了华北平原上的炮火，也聊过了战败后的遣返。直到我小心翼翼地抛出那个在战史研究中常常被粉饰或回避的问题：关于慰安所。

大石健二干瘪的嘴唇微微颤动了一下。他没有像其他一些老兵那样暴躁地否认，也没有露出那种令人作呕的、缅怀往昔的下流神情。他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声音仿佛是从肺腑的最深处刮出来的冷风。

他用枯树枝般的手指摩挲着毛毯的边缘，说出了一句让我始料未及的话。他说，其实当年在军队里，只要是还没完全变成的人，都不爱去那个地方，甚至从心底里感到恐惧。

畜生

这句话打破了我对历史资料的固有印象。因为在无数的史料中，慰安所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迫不及待的队伍。面对我的疑惑，大石健二闭上眼睛，将我拉回了那个血色弥漫的年代，揭开了一个比肉体折磨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残酷真相。

昭和十三年，也就是1938年，十九岁的大石健二作为补充兵被送到了中国。参军前，他最喜欢读夏目漱石的书，连杀一只鸡都会手抖。但在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个月，军国主义的机器就开始了对他非人化的改造。

老兵的耳光、长官的皮鞭、无休止的饥饿和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迅速剥夺了新兵们作为人的尊严。他们被教育要像野兽一样服从，像野兽一样撕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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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阴冷刺骨的冬日，部队在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扫荡后，驻扎在一个破败的县城里。那天傍晚，小队长站在高处，用一种带着几分施舍和淫邪的语气宣布，为了犒劳帝国勇士，上面在镇子西边的旧祠堂里设立了慰安所。

老兵们发出了狼嚎般的欢呼，而像大石这样刚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心里却只有茫然和一种难以名状的惶恐。

大石是被同乡的老兵硬拉着去的。那天下着小雪，祠堂外面的泥地上已经被军靴踩得泥泞不堪。大石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长长的队伍。感觉那根本不是什么寻欢作乐的场所，而像是一条冰冷的工厂流水线。

队伍出奇的安静，没有人在交谈，只有军靴踩在泥地上的声音，以及解开皮带金属扣的碰撞声。每个人只有几十分钟的时间，前面的人提着裤子出来，面无表情，后面的人就像是没有灵魂的木偶一样走进去。

空气中没有一点暧昧的气息，只有浓烈的、刺鼻的来苏水味，混合着劣质烟草、汗臭和一种让人作呕的血腥气。

轮到大石的时候，他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他被推到一间用木板临时隔开的小隔间里。光线很暗，只有一盏如豆的煤油灯。床上躺着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