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重庆局势日趋紧张，宋希濂奉命主持川湘鄂边区绥靖事务。摆在他面前的，不是一场普通意义上的攻防战，而是国民党军队究竟要不要把最后的兵力押在西南的问题。
鄂西虽有山地屏障，却不是牢不可破的铁门。解放军一旦突破长江以北和鄂西防线，四川门户便会受到直接威胁。宋希濂长期在军中任职，对部队状态并非没有判断。他明白，士气低落、补给困难、指挥系统相互掣肘，靠几句“坚守到底”很难改变战场结果。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滇西和滇缅边境。
这个设想并非简单逃跑，而是一次重新部署。按照宋希濂的思路，国军可以先向川南、西康方向收缩，利用当地山地建立纵深；随后转入滇西，保存主力；若西南战局继续恶化，再设法越过边境进入缅甸，保留一支能够长期作战的力量。
计划的核心只有一句话：不在西南腹地与解放军拼消耗，而是把部队变成一支能够继续活动的军事力量。
1949年8月11日，宋希濂前往汉中，与胡宗南商谈局势。胡宗南当时仍掌握相当规模的部队，是蒋介石在西南方向倚重的将领。两人谈到湖南局势时，宋希濂没有直接说“撤退”，而是换了一个说法：“眼下最要紧的，是把部队保存下来。”
胡宗南起初以为他要劝自己投降，神色顿时严肃起来。宋希濂随即解释：“不是投降，是退到滇缅边境，另谋出路。”这句话说出口，谈话的分量立刻变了。
据宋希濂晚年回忆，胡宗南并未马上反对。对一名仍想维持军事力量的将领而言，保存实力确实比在原地等待决战更有吸引力。两人随后讨论了部队南下路线、粮秣补充以及边境地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
但在军事地图上能够画出的路线，未必能在现实中走通。
滇缅边境涉及中国西南地方控制、缅甸政府态度以及英美等国的反应。国军大规模进入缅甸，绝不是单纯的军事转移，很可能引发外交冲突。至于日后能否得到美国援助，更只是建立在多重假设之上的判断，并没有可靠保障。
宋希濂真正担心的，是蒋介石不会接受这种安排。
8月24日，蒋介石抵达重庆。次日，宋希濂奉命前往汇报鄂西情况。他刚谈到防线困难，蒋介石便强调，高级将领不能先失去信心，四川是西南根本，鄂西又是四川门户，不能轻易放弃。
宋希濂趁机提出退守滇缅的设想。蒋介石没有围绕路线细节展开讨论，而是反复说明四川的重要性。在他的判断中，只要四川还在，凭借人口、物产和纵深，便仍有重新组织力量的可能；一旦四川丢失，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支点也就不存在了。
这是一场判断方向完全不同的谈话。宋希濂考虑的是眼前部队能否活下来，蒋介石考虑的则是能否守住西南核心区域。一个倾向收缩保存，一个坚持以空间换时间，双方很难说服对方。
8月26日，胡宗南抵达重庆。两天后，宋希濂与胡宗南再次面见蒋介石，共同陈述撤往滇缅的设想。二人据说一度情绪激动，反复请求先保存兵力，再谈将来反攻。蒋介石却没有改变决定，只要求他们执行既定部署。
这次争论的结果，实际上已经很明确：西南主力仍要留在国民党控制区内，鄂西防线继续承担阻挡解放军推进的任务。9月3日，宋希濂奉命返回前线。临行前，他没有得到允许转移主力的答复。
回到鄂西后，宋希濂曾组织过局部反击，但战场态势并未因此改观。10月，解放军向鄂西发动攻势，国民党军队的防线相继承压。宋希濂部被迫向西转移，部队在连续行军和作战中不断损耗，原先设想的完整撤退也失去了条件。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宋希濂一路向西，最终在四川境内被解放军包围并俘获。那份滇缅方案，连同它所设想的“保存实力、等待援助”，停留在了纸面上。
1954年6月，宋希濂被送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获特赦。晚年撰写回忆材料时，他再次提到这份计划，并认为如果当年蒋介石同意，国民党军队或许能够保留更多兵力；但一旦大规模进入滇缅，便可能牵动边境、外交和国际军事援助，局势未必受任何一方控制。
所以，他所说的“后果不堪设想”，并不只是指能否反攻成功，也包括一支数十万人的军队跨境之后，可能造成的连锁变化。对1949年的国民党而言，这个选择没有真正落地；对宋希濂本人而言，它却成了晚年回忆中始终绕不开的一次战略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