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军长，三个中将。可在陈锡联的第三兵团里，名气最响的那一个，后来的路反倒最坎坷。
一九四九年春，第二野战军整编，陈锡联任第三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兵团下辖第十军、第十一军、第十二军，三支部队摆在渡江和西南战场前，像三把刚磨好的刀。
第十军军长杜义德，第十一军军长曾绍山，第十二军军长王近山。六年后，一九五五年授衔，三人都授中将。
这数字不小。可放在王近山身上，许多人总觉得低了半格。
杜义德是湖北黄陂人，一九一二年五月出生。少年时做过学徒，也给人当过长工，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手里从一支枪、一条绑腿开始，往后一路打到团政治委员、纵队政治委员。
长征后，他又经历西路军西征。戈壁风沙里，队伍打散了，人一少，脚步声都显得空。他没有停下，辗转回到延安。
他扛住了。
解放战争中，杜义德在刘邓大军中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参加挺进大别山、淮海等战役。到第三兵团成立时，他不只任副司令员，还兼第十军军长。
一个政工干部兼军长，上级看中的，显然不是一张履历表。
新中国成立后，杜义德又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上甘岭战役。回国后，他在海军、兰州军区等岗位上继续任职。
曾绍山比杜义德小两岁，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早年从勤务兵、传令兵做起，身上带着大别山出来的硬气。
抗战时期，他在一二九师部队中打伏击、打据点。长生口、响堂铺一带，山路窄，车轮声一响，伏兵就贴着土坡压上去。
打仗不是只靠猛。
到解放战争，曾绍山任第十一军军长。渡江战役前，江面宽，敌军守在对岸，他用一部兵力在上游制造声势，大部队却从下游突破。等敌人回过神来，包抄的部队已经压上去了。
后来他参加抗美援朝，曾任第十二军军长。回国后，又在旅大警备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等处任职。
第三个人，王近山。
他的名气太大，外号也硬，叫“王疯子”。可看照片，他并不是满脸凶相的人，眉眼甚至有些清瘦。真正让人记住他的，是战场上那股不要命的劲。
一次肉搏战中，他负伤后仍扑上去，同敌人一起滚下山崖。刀没了，就用手；站不稳，就抱住对方往下压。
命捡回来了。
到一九四六年定陶战役大杨湖战斗，王近山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面对敌军优势兵力，他主动请战，六纵打成了中野的一张硬牌。
襄樊战役里，他又打出“撇山攻城，猛虎掏心”的打法，不按老路先取南山，而是集中主力直插城门。不到两天，攻城部队杀入城内。
这一仗，全歼守军两万余人，俘获康泽、郭勋祺。王近山的名字，也从战报里冲了出来。
一九四九年，他任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军军长、政治委员。陈锡联在兵团司令部看地图时，手下这三个军长，一个稳，一个熟，一个猛。
可最猛的王近山，后来的路最不顺。
抗美援朝时，他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率部入朝，手残腿伤仍在一线奔走。回国后，他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又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
这条路本该继续往上走。
六十年代，王近山因婚姻问题受到处分，职务被撤，军衔也降了下来，离开部队岗位，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昔日兵团副司令，穿着粗布衣，在农场里干活。
那不是战场。
没有冲锋号，没有炮声，也没有参谋摊开的作战地图。只有农具、泥土和一天又一天的沉默。
后来他复出，到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顾问。老部下见到他，仍按过去的习惯喊“王司令”。他听着，脸上未必有多少表情。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王近山病逝。后来他的文集出版，邓小平题下四个字：“一代战将”。
杜义德活到二〇〇九年，曾绍山一九九五年在济南去世。三位军长，三枚中将军衔，各自走完自己的后半程。
只是在许多人的记忆里，提起陈锡联第三兵团，最先被想起的，还是那个敢打硬仗的王近山。
南京军区一间病房里，病床边放着军帽，帽檐朝外。他伸手摸过那顶帽子，指节瘦下去，掌心还像握着一把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