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福州军区机关里最忙的不是作战值班，而是成套成册的文件、地图和装备清单。军队体制改革正在推进，福州军区将与南京军区合并，原有番号即将退出历史。时任司令员江拥辉已经68岁，他面对的并非一次普通调动，而是一场涉及部队整编、干部安置和沿海防务调整的系统性工作。
军区撤并，在纸面上只是机构变化，落到现实中，却牵动着成千上万名官兵。谁去留，物资怎么交接，营房如何移交，原有的海防部署怎样衔接，都不能靠一句“服从安排”轻轻带过。江拥辉没有组织大规模请示，也没有为保留福州军区四处奔走，而是把精力放在了执行方案上。
有干部担心，军区撤销后，沿海防务会不会出现空档。江拥辉的态度很明确：“番号可以调整，战备不能松。”这句话并非漂亮话。福州军区面对台湾海峡，所辖区域长期处于海防前沿，任何交接失误，都可能影响部队正常执勤。
江拥辉并不是只会在机关里看文件的将领。他长期在东北部队和边防一线工作，熟悉海岸、岛屿、要塞以及大规模部队协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第三十八军系统内成长，参加过多次重要战斗。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三十八军打出了“万岁军”的声誉，江拥辉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和带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东北地区担任重要职务，长期参与边防建设和部队训练。旅大地区海岸线漫长，军事设施密集，部队任务既包括战备，也包括日常管理。江拥辉重视实地查看，强调指挥员不能只凭报表判断情况。哪里有哨所，哪里有滩头，哪里道路难行，他往往要求亲自掌握。
这种工作习惯，也被他带到了福建。
1983年，江拥辉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到任后，他没有急于发表长篇讲话，而是把时间用在了解部队上。福建沿海岛屿众多，驻军分散，海防任务和地方经济发展又有交集。江拥辉多次到基层和前沿部队调查，重点了解官兵训练、装备维护以及战备工程情况。
当时，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正在展开，军地之间难免出现土地、营房和设施使用方面的矛盾。部队需要保证战备，地方则要改善城市功能，双方都不能简单地把问题推给对方。江拥辉处理这类事务，通常先看任务是否必须，再看能否调整。他支持在不影响战备的前提下，压缩机关用房，整合部分营区，把能够移交的资源交给地方建设。
这件事的难处在于，军队让出部分营房和土地，并不等于防务任务减少。相反，驻军位置变化后，新的警戒范围、交通路线和应急预案都要重新安排。江拥辉要求相关部门把账算清楚，不能为了支持地方而留下防务漏洞，也不能把所有困难都当成不能调整的理由。
1985年百万大裁军启动后，军队进行精简整编，原有十一大军区调整为七大军区。福州军区撤销，防务任务划归南京军区，这是整个改革方案的一部分。江拥辉被安排参与相关交接工作，面对编余干部安置、部队改编和装备移交等问题，他坚持按政策办事，不把个人职务得失掺入其中。
交接阶段，机关干部情绪复杂是可以理解的。一个番号延续了几十年，许多人的军旅生涯都与它相连。江拥辉没有回避这种情绪，但也没有让情绪影响工作。该登记的登记，该封存的封存，该移交的移交，指挥关系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转换。
福州军区撤销后，江拥辉没有转任新的大军区司令员，而是离开现役领导岗位。对于一名从红军时期走来的高级将领而言，这种离开并不意味着与部队彻底割裂。他把晚年的主要精力，放在整理第三十八军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资料上。
他查阅档案，走访老战友和当年参战人员，撰写《三十八军在朝鲜》。这项工作不只是回忆往事，还涉及部队番号、作战经过、人员情况和战场环境，需要反复核对。许多老兵年事已高，有的记忆出现偏差，江拥辉便把不同材料相互比对，尽量还原战斗的真实面貌。
书稿完成后，他仍然关心史料能否保存下来。对他来说，战争史不是供人夸耀的战绩清单，其中还有牺牲、伤病、失散和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官兵。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是对部队历史负责，也是对幸存者和牺牲者负责。
1988年，江拥辉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此时他已经退出一线岗位，授衔更多体现了国家对这位老将军革命经历和军队建设贡献的确认。1991年2月13日，江拥辉在沈阳逝世，终年74岁。福州军区的番号早已完成历史交接，而他后来留给部队的，不只是一次平稳的撤并记录，还有那部用于保存第三十八军朝鲜战场经历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