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的诡异之处在于它并不是线性发展的。历史总会在不经意处出现一个大拐弯，而人类的悲哀在于短视又健忘。水面平静时便忘乎所以，觉得世界会一直这样光风霁月，却不料下一秒可能就是激流险滩。刚过了两天平安日子就得意忘形，觉得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美好下去。
安史之乱的前一夜，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接下来便是百年的战乱和衰败。《清明上河图》刚画完的那一天，北宋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过不了几年，汴京便会变成一个兵荒马乱、寂静凄清的废城残垣。
1913年的欧洲乃至全世界，也没有一个人能想到，那看似欣欣向荣的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接下来就是几十年的血雨腥风。谁也不会想到，工业的突飞猛进、财富的几何倍数增长、工厂制造能力的大规模扩展、铁路运河的贯通、银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会成为接下来那场世界大战的助燃剂。
工业的大发展让这次大战变得更加惨烈，让战争的绞肉机变得规模更加宏大，让人类见证了“输血”的强悍功能——可以瞬间吸干一个国家的元气。
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天真的人们以为这一次也可能和之前一样：吃着火锅唱着歌，登上火车去远方旅游一趟，拿着枪耀武扬威地走一番方阵，便可带着勋章凯旋归来。谁也没想到，这一场仗整整打了四年。
更不曾料到，这一场仗消耗掉了1.5亿吨钢铁——这些钢铁足以建造一万多座埃菲尔铁塔。一战成了各国工业产能的大比拼，是举全国之力于一役的疯狂大赌局，一把赌光家底的战争，已经彻底改写了战争此前的形态。
1914年8月，德国的施里芬计划从比利时借道包抄巴黎，法军在马恩河修筑工事挡住德军。然后，可怕的堑壕战、消耗战拉开了序幕——比拼谁的血条更厚。法国的战地指挥官在一份报告里说：“如果按照马恩河的火力密度继续打下去，法国的炮弹储备撑不过六周。”法国当时的产能是一个月不到10万发炮弹，而马恩河一战就打掉了几十万发。英国的年炮弹产量是9万发，一上午就全部打光。各国都出现了天量的弹药饥荒。
于是顺理成章的解决方案来了：几乎所有参战国同时决定，全国几乎所有能改造成军火的工厂全部改造成弹药枪械。到了1918年，法国的炮弹产量达到了800万发，而英国达到了恐怖的1.3亿发。德国人将之前发明的从空气中提取氮的化肥技术，转成了生产炸药——这个人叫哈伯，救人的技术这次用来生产屠杀人的工具。
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早实验：政府直接接管资源配置。英国通过了《军需品法》，政府可以随意征用任何对战争有用的工厂，控制工作时间、原材料供应，一切可用于战争的物资都被管制起来——钢铁、铜、棉花、硝酸盐、橡胶，都由政府统一分配。这不是计划经济的起源吗？
德国也不示弱：德国通用电气总裁摇身一变，成了战时原料局局长，成了整个国家的“总采购师”。他将所有战略物资细化到每天的消耗存量、储备量以及预计用光的时间，一个人在决定着战争的消耗和进度——“战时卡塔尔”横空出世。法国则直接给工厂指令生产计划，成本由政府兜底——这就是“国有化”的雏形。
于是，那些工业能力弱、运输落后的国家，比如俄国，就率先把自己玩死了。产能低、效率差，在和工业强国对赌时，别人一把一把梭哈，他只能叫，跟不起——铁路运了弹药，粮食就运不出去，老百姓吃不饱饭，十月革命爆发。
而美国人此时却兴高采烈地生产枪炮供应欧洲。美国一跃从债务国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债权国：之前它欠欧洲40亿美元，现在欧洲倒欠它120亿美元。出口从1914年的7.5亿美元，到1916年达到了32亿美元，翻了四倍多。摩根财团成了英法两国的唯一商业代理——一家私营公司掌控了两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一战后，大家都知道了什么是“总体战”——国家机器可以让所有资源服务于一个战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