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8点40分，赵波的手机响了。
来电者说，他们已经到了泛舟禅师塔的大门外。但官方规定的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赵波正在家里做着家务，他放下手里的东西说：“稍微等一下，我马上过去。”
8点59分，他打开门锁，准时迎接这天的第一批参观者。
但他不知道的是，正在他为参观者们讲解和寒暄时，一则投诉电话已经打到了12345热线——有人反映，文保员未按时开门。
不久领导来电核实情况：“你今天什么时候开的门？”赵波只好调出含有时间戳的监控截图，证明自己没有迟到。但他还是感到委屈。在大门一旁的墙壁上，开放时间写得清清楚楚。
泛舟禅师塔位于山西省运城市，是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山西省文物局数据，截至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布后，山西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约占全国总数的10.5%，数量居全国第一。按照规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落实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32岁的赵波是这里的基层文保员。
守塔2年来，这是赵波唯一一次被投诉，但并没有削弱他对这份工作的喜欢。
然而，像赵波这样愿意守在乡野间的年轻文保员，在全国并不多见。与他日常守护的这座千年唐塔相对的，是一个庞大且仍在增长的数字：全国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达76.7万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已超过13万处。与日益厚重的文物家底相比，基层文保力量正面临人少事多、经费紧缺、队伍不稳的普遍困境。
村里的“国宝”
在泛舟禅师塔，大多数日子是平淡的。
每天早上8点多，赵波骑着电瓶车来上班，先扛起扫帚和簸箕，细细扫一遍院落。
二十亩的庭院，种满树和花草，薇甘菊沿着枝干攀缘。门口是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每到春天和秋天，往往刚扫完一遍落花和落叶，一阵风过，又是满地狼藉。
每天4次，赵波绕着塔打转，检查塔身是否有破损，砖石是否有脱落，并填写工作日志本。
这是一座始建于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古塔，高约10米，直径5.7米，砖石的材质让它历经千年，依旧有着精雕细琢的塔身与塔刹，上方的垂莲、仰莲与宝珠清晰可见。刘敦桢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曾指出，隋、唐两代保存至今的砖塔，其平面几乎全是正方形，泛舟禅师塔的平面则为圆形，是极少数的例外。
2001年，泛舟禅师塔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运城10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现在，这座塔也见过天南海北的来客。骑行队、研学团、微电影剧组……赵波还见过来自北京的美术生，在塔下写生，一坐就是大半天；还有人带着五十余年前的老照片，打听了大半个村庄寻找故友，照片背景是多年前的泛舟禅师塔，照片中有的人已不在人世。
赵波觉得外地参观者来一趟不容易，只要提前致电约定好时间，即使参观者无法在开放时间内抵达，他也很少拒绝。某年冬天，几名参观者刚下飞机就拖着行李前来，天已经黑了，赵波还是等着。
也有慕名而来的人在院子里绕了一圈，带着疑惑问他：“咱们这划船是在哪？”赵波一开始蒙了：“这里没有湖。”后来才反应过来：“泛舟是塔主人的法号。”
这时，赵波往往会带参观者看嵌于塔身的《安邑县报国寺故开法大德泛舟禅师塔铭》。上面记载了泛舟禅师的身世和建塔缘由：他是唐高宗李治的玄孙，20岁出家为僧，云游四方，后应唐朝中期名将曲环之请住持报国寺。泛舟圆寂后，曲环为其修筑了这座佛塔。
泛舟禅师塔还有一个赵波更熟悉的名字——皇姑塔。塔所在的寺北村，是赵波从小长大的地方。关于“皇姑”二字的由来，村里长辈流传着一个故事：一位唐朝皇帝的姑姑未婚有孕，前往山西生子，途中病逝于此。传说的源头已不可考。
在儿时的赵波眼里，皇姑塔是村里孩子们的地标。上世纪八十年代，塔的周围是一片绿色麦田。那时，孩子们三五成群爬上塔顶，或沿着塔前的土坡玩滑梯，道路尽头，有几枝桃花。
“那个年代，大家还没有保护意识。”赵波小时候来玩时，塔还没有专人看护，只有一位大爷每天来看一眼，只要塔没塌就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塔附近建立起围墙、大门、道路，也设置了专人看护。
赵波从小在塔边长大，但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回来守它。
2024年8月，国产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据多家媒体不完全统计，在该游戏的取景地中，山西一省便占据27处。山西访古游持续火爆，泛舟禅师塔也成为不少访古爱好者的途经点。
某天，四位来自广东的参观者建议赵波给塔“做做宣传”。他们替赵波下载好App并注册账号。当时赵波刚上岗没几天，独自一人驻守在塔下，一连坐了两个小时也没人来游览，几人灵光一现，共同想到了一个昵称——孤独的守塔人。
赵波开始分享泛舟禅师塔的照片和自己的守塔日常。冬天，他用AI给塔“穿上”毛茸茸的外套，把自己守塔的背影P成至尊宝。他也拍自然风物：倒映在塔身的流霞，悬在塔尖的月亮，一只蜗牛从塔下爬过，再配上《黑神话：悟空》里的恢弘音乐，颇有几分“方寸之间见天地”的意蕴。
岁月在塔身留下的印记当然也值得记录。去年6月，塔上山花蕉叶的叶尖落了下来。赵波联系上级文物部门收走落下的砖块后，也发在了社交平台上：“不美好的事，也要记录下来。”
许多人开始关心这座遥远的塔。最初，每天前来访古的参观者不到10人，如今翻了好几倍，到了五一及国庆长假，赵波一天最多要接待近200名参观者。
人与塔
入行之前，赵波对“文物保护”四个字几乎一无所知。
大学毕业后，赵波在南京做过半年设计。后来回到运城，又做过教培和电商，一人扛下整个店铺的运营。一路走来，他选择工作的标准都是“高薪资、高回报”。
变化从2023年底开始。常年高强度工作，被迫消化来自客户的负面情绪，让他的身体一点点垮下来。他浑身上下刺痛难忍，跑遍市区几乎所有医院，指标全都正常，查不出病因。
工作被迫停摆，躺在床上的赵波，第一次认认真真地把自己过去的人生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
“以前觉得人就要不断往前走，赚钱、工作。”可当身体真正停下来后，他才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因为长久的忙碌而真正得到什么。他开始想，如果有一天病痛能够缓解，还要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生活？
一位负责文保单位人员安排工作的朋友来看望赵波。朋友告诉他，看守皇姑塔的夫妻俩年事已高，现在在找新的文保员，问他是否感兴趣。这份工作被朋友描述成“看大门”，赵波第一反应是拒绝。
朋友走后，他在网上重新认识了皇姑塔。古建筑、文物保护、文保员等，这些原本陌生的字眼，慢慢进入他的视野。
就职的唯一要求是“没有传染性疾病、无犯罪记录、热爱文物”，能养好身体，也能为文物保护出一份力，赵波突然觉得，这份工作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2024年8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赵波搬进了这座伫立着佛塔的小院。
赵波常常想起曾与这座塔相关的两位古人——泛舟禅师和曲环。一名从皇家与世俗中走出来，成为僧人；另一名从底层一步步建功升迁，最终回归家乡。“我现在心态变好了，可能真的和他们有关。你看，过了一千多年还能被记住的，也就是像他们那样的名人。我一个普通人，再怎么折腾，也会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吧。”
想明白这一点后，赵波心里反而感到踏实。女儿今年四岁，在幼儿园读小班，天气好的时候，赵波带女儿一起来看塔。他在院子里开垦了一块小菜园，带着女儿一起浇水浇菜，摘自己种的草莓。母亲也会来打理菜园，告诉他如何收拾院子，“不要搞得那么荒凉”。小院里养了两只猫，春天生了一窝小猫崽，他在社交平台上给小猫们“寻个好人家”。
家人们不止一次向赵波表露出对他转行的期待。妻子反对他只做这份工作，“赚的钱太少了”，家里收入她占大头。他理解妻子的埋怨，也感谢她的包容。这些年，他不是没有动过买房的念头，只是目前的收入不允许。他自觉承担起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工作，也用更多时间打理家事。
有人问他会不会孤独，赵波没正面回答。一次，有研学团来参观塔，讲解后他忍不住叮嘱，“要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有些学生在笑，可能觉得他年纪不大，讲话却是长辈的语气。另一次，一位参观者与赵波交谈甚欢，两人互相留下联系方式，虽之后没再联系，但赵波至今仍记得那段在塔下的时光。
或许，孤独与否不在于身边有多少人，“是否被理解”才是答案。
双重缺口
像赵波这样愿意守塔的年轻人，在基层并不多。从更普遍的情况看，基层文物保护力量薄弱是常态。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我国已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达76.7万处；正在进行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数量也已超过13万处。然而，全国基层文保员的具体数量至今没有官方统一口径。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黄林在下乡调研时发现，并非每个文保点位都有文保员。按照要求，文保单位必须落实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但“责任人”不等于专职文保员。“以恩施州为例，一个乡镇往往只能安排一到两名文保员，像国保、省保等重点单位可能优先安排，更多文保点位只能依靠村委会配合。”黄林表示。
在职文保员也不全是专职。目前，来凤县文保员更多是兼职，政府与住所离文保单位较近、责任心强的村民签署看护协议。文保员的年补贴通常只有800元到1200元，若负责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文保单位，可能达到2400元。即便如此，兼职文保员仍难以落实到每一处。黄林算过一笔账：即便按每人每年800元的最低标准，全县240多个点位，也要近20万元，这对本就紧张的地方财政来说，是一笔巨大开支。
一位参加第四次文物普查的业内人士表示，很多文保单位散落在偏远乡野，无人看管。在山西某县，全县有1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文物大县之一，其他级别文物更多。但全县只有一名文保员，那位文保员曾表示，哪怕自己每天去一处，一年都走不完所有点位。
黄林认为，经费问题是文保员人手不足最核心的原因。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保护经费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纳入财政预算。基层文保员的报酬，由地方从文物保护经费中统筹安排，各地根据文物级别、风险程度和财政状况自行确定补贴标准。国家目前没有统一标准。虽然湖北省设立了文物安全巡查经费，可用于文保员工资补助，但金额有限，且需向上申报。以他所在的来凤县为例，全县共240余处文物点和文保单位，每年用于文物保护的安全巡查经费只有5万元。有乡镇曾问他，能否每年安排3万元到4万元，在乡镇确定一名专职文保员，黄林表示为难。
1991年，黄林参加文保工作，刚上岗就参与了来凤县仙人洞崖葬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跟着考古队爬上百米高的悬崖峭壁，抢救出一百余件珍贵文物。这些年，组织上曾想调他去执法大队或图书馆工作，他都拒绝了。“越干，越觉得文保工作有情怀，舍不得。”一些项目实施后若有结余资金，黄林都会争取用于日常安全巡查和一般文物保护工作。
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能靠情怀解决。某地一处砖结构古建，枸桃树从砖缝里长出，若不及时清除，根系会撑开墙体。文保员第一时间上报，却迟迟没人来处理。按规定，他不能擅自处置，既缺乏专业支持，也可能承担风险。他看不下去，最终在第三方见证下，自己清除了那棵树。
“文物保护和巡查是一项需要持续进行的常态化工作。”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让黄林意识到，没有一支充实的基层文保队伍，这项工作将难以为继。
更深的困境
2024年全国两会上，黄林提交了《关于强化基层文博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呼吁通过专项认定完善激励机制、扩大免费开放资金覆盖等措施，破解“无人守文物”的局面。
黄林透露，国家文物局和人社部编办在此后召集全国人大代表在甘肃召开专题会议，基层人员和岗位设置得到一定优化，但机构职能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今年两会，黄林又提交了关于推动县市级设立文物局的建议。在他看来，我国文物保护机构设置呈“倒金字塔”结构。国家文物局内设多个业务司局，力量相对充足，越到基层，机构越简、人手越少。以恩施州为例，2019年机构改革后，恩施州不再单设文物局，州文旅局仅内设文物科，科内仅3名工作人员，负责全州项目申报、文物普查、日常安全巡查、项目验收、资金申报等工作。
到了县一级，人手更加紧张。据黄林介绍，邻近的湖南省某县过去设有正科级文物局，机构改革后并入文旅局，如今承担文保工作的仅剩文物科，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大量工作只能依靠第三方机构完成。
更深层的问题是管理职能不清。来凤县文物事业发展中心是事业单位，承担文物保护具体工作，却没有审批、处罚等行政权力，发现问题只能上报。文物执法则由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承担，但文物只是其众多执法事项之一，力量分散，难以和专业保护形成配合。职能分散在不同机构，看似都有人管，实际每一块力量都很薄弱。
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正成为文物保护的一支重要监督力量。
来凤县犀牛潭农民协会旧址是革命文物，产权原属私人，因长期无人居住、年久失修，屋面漏雨严重，木构件霉烂，安全隐患突出。检察机关巡查发现后，向乡镇和文物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文物部门随即督促乡镇整改，并将整改情况反馈检察院，文物安全隐患由此消除。此后，旧址从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升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乡镇政府与产权人协商后，将房屋征为国有，解决了管理难题。如今，旧址已纳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并对外开放。
入行三十多年，黄林看过很多文物因保护不力被人为破坏——或是墓葬被盗，或是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中被擅自拆除。目前，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还在进行，各地不断出现新的文物发现。文物保护的任务不断增加，压力也进一步向基层下沉。
刚来到泛舟禅师塔时，总有人问赵波，要在这里待多久。他当时回答：“没事就一直待着吧。”
两年过去，他说，自己也许不会一直守在这里。如果遇到更有趣的事，他也会离开。
在塔下，赵波发现了另一群人——包车司机。他们带着客人寻访每个文保点，有单接单，没单回家。赵波想，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把自己关于古建的知识讲给游客们听。“都是做文化传播。”
去年12月，运城下了一场大雪。厚厚的积雪覆盖在塔顶，赵波在社交平台上写道：“1233年前，‘禅师’应该也曾驻足于这场大雪之中。”
雪飘落在他的头发和眉毛上。他拍了张照片，“山西文保员独有的浪漫，此生也算共白头。”
原标题：《34岁的他守着1233岁的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