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频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苏黄关系与黄庭坚的“争胜”问题
——兼就《寒食帖》跋语解读与石守谦先生商榷
近来读到石守谦先生书学论文集《无佛处称尊》一书，感觉新意迭出、创见丰盈，不负著名美术史家之盛名。书名所自，即为专门讨论苏黄争胜的《无佛处称尊》一文，足见作者对于该篇方法与价值之重视。尽管文章在方法意义上贡献很大，但对跋语的分析，似乎很有商榷的必要。毕竟石先生著作有着广泛的影响，而如何准确解读，既关乎研究方法，也关乎我们对先贤的精神体认。
石先生对题跋的观察无疑是非常敏锐的，解读也很有新意。文章研究指出，因为几月前有了宦途良好的转机，黄庭坚一扫连年贬谪阴霾低落的心情，加上青神访亲的现场氛围，激发了他在跋语中表现出与苏争胜的激昂心理。石先生进一步分析认为：首先，黄跋字大一倍有余，不甘于作为题跋的附属地位；其次，通过干湿浓淡的韵律变化，以别创新巧，来争胜超越。结合之前黄庭坚提到苏轼书法“用墨太丰”“有笔不到处”等认识，石先生有一句总结，“便可想见当时他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欲由用笔的变化讲究中，争取击败东坡书法的机会”（石头出版公司《无佛处称尊：石守谦书学文集》第 70 页）。
这部分“争胜的书写”文字是非常精彩的，如果不考虑苏黄平生题跋与互评语境，这样的分析确实具有自洽性。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忽略苏黄二公的平生题跋及其语境。
一、苏黄关系总括
苏黄平生题跋尤其互评的内容，罗列起来太多，可以总结为两方面内容：一是苏门平等宽容，和而不同，虽有戏谑调侃，始终是惺惺相惜的观点互动。二是黄庭坚作为苏门学士之首，终身执弟子礼，在很多场合都为苏轼的书法价值与艺术成就解释辩护，多次推尊苏字为天下第一、他人终莫能及。 而通观黄庭坚前后跋语，对苏轼及其书法成就的推崇一以贯之，表现出了典型忠孝道义的儒家精神，正如元祐二年底，苏轼推荐黄庭坚为翰林时的《举黄庭坚自代状》所评价，“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这也是黄庭坚人生所坚守的底色。试举几例经典的黄庭坚评苏跋语：
“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跋东坡墨迹》
“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喜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
“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
“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二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题欧阳佃夫所收东坡大字卷尾》
“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跋伪作东坡书简》
“东坡晚年书，与李北海不同师而同妙，汉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颓，吾将安仰，实同此叹。”《跋东坡与李商老帖》
黄庭坚始终推崇东坡诗书，即使东坡辞世后，也时时为苏字的价值辩护，推尊为本朝第一，无出其右，树立为当朝士大夫书写境界的最高典范。同时，他极不同意时人“苏黄”并称的提法，在有人问及并称问题时，甚至感到惶恐不安，《邵氏闻见后录》有如下记载：
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
儒家对长幼有序之原则的尊崇，并非某个人的一时修养，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集体无意识。黄庭坚以孝持身，诚动天下，东坡去世后，居处悬挂东坡画像，每天焚香恭敬礼拜，是典型的儒家忠孝道义精神的表现。他对提携培养自己的恩师，同时又是时代公认的一代宗师，唯有敬重推崇，同时避免与之并列而失序，以一己之力维护师道尊严。这应当是苏黄一生交游相得的关系本质。
二、黄庭坚“争胜”的内涵与范围
那么苏黄二人是否完全没有在意相互的境界与高下呢？也不然。只是，弟子的异军突起，对于东坡而言是意料之中、必然如此、也有些自豪的。他甚至还诙谐地模仿山谷体写诗，在绍圣四年遇到藏家为山谷草书索跋时，引用了张融“恨二王无臣法”的典故，来肯定黄庭坚的探索方向与笔法成就。 作为弟子，黄庭坚则始终避免与东坡相提并论，或者一较高下。他在跋语中提到过东坡的风度，“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无意争衡时辈，这既是东坡的态度，实际上也是黄庭坚自己的态度，如元符二年三月《论黔州时字》：
……张长史折钗股，颜太师屋漏法，王右军锥画沙印印泥，怀素飞鸟出林……同是一笔，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与能者争衡后世不朽，则与书艺工史辈同功矣。
北宋士大夫最不愿意自己的超然艺术表达，与工书抄书的翰林侍书或经生群体混为一谈。有心争衡时辈，那种工致精美总是格调不高的。黄庭坚的心手两忘，与东坡“点画信手烦推求”的态度如出一辙。相应地，士夫画胜过工匠画师，王维高于吴道子，都是当时苏门开创性的美学思想。有心争衡不免落入俗套，而士大夫的最高境界，其实是不争。
话说回来，如果真是要争的话，也不会晚到元符年间跋《寒食帖》。早在元祐四年三月和五月的两则题跋，已经可以看到黄庭坚拥趸渐多，有了“胜出”的迹象：三月四日，苏轼从黄庭坚随身锦囊里抢墨，且得意宣称黄学苏字，求索者多，因此收到很多精纸妙墨。对于求索者多的现象，黄庭坚用“群儿厌家鸡、好野鹜”的典故（庾翼埋怨族人弃己书而多学王羲之），表达了自己的惶恐与无奈，倒也说明当时黄字的身边受众似已多于苏字。然后是五月七日《跋自所书与宗室景道》：
“宣州院诸公多学余书，景道尤喜余笔墨，故书此三幅遗之。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余书不足学，学者辄笔愞无劲气。今乃舍子瞻而学余，未为能知术也。”
黄庭坚晚年孜孜以求书道的升华，当然也面临不断超越自我的回顾与审视。但他的策略很明确，避免争衡时辈，尤其避免与恩师争名同列，最好的境界，就是直接跨越时辈、与古人并肩。因此，元祐六年四十七岁时，他已用一句借古谈今的豪言，表达了自己高远的追求：
“不独求跨时辈，要须于前辈中擅场尔。”
接下来，绍圣元年五十岁，黄龙山中悟草法，有了晚年升华的第一次证悟，他的自信至此提升到新的高度。此后考虑的，多是与古贤顶流相较高下的问题。比如：
“绍圣五年五月戊午，聊以笔砚忘暑，此字极似蔡君谟简札，所恨未能与颜、杨比肩耳。”《书韩退之符读书城南诗后》
东坡题跋多次提到，蔡襄应是天下第一；颜鲁公与杨凝式，则是苏黄共同认可乃至敬仰的、能够接续二王高度的两位古贤。比肩颜杨，也体现了苏黄一致的艺术理念与境界追求。在自评行书能够“极似蔡君谟”后，黄庭坚草书的境界提升更快。到元符三年二月，在《李致尧乞书书卷后》，他说：
“如此草字，他日上天玉楼中，乃可再得耳。书意与笔，皆非人间轨辙。书尾小字，惟余与永州醉僧能之，……耳热眼花，忽然龙蛇入草，学书四十年，今名所谓鳌山悟道书也。”
鳌山悟道书的实证，表明黄庭坚纵贯书史，完全拥有了比肩古贤的自信。同年三月，《跋此君轩诗》，他又说：
“……数百年来惟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耳。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已经能够与张旭、怀素同列巅峰，这样的书史定位与自视高度，决定了同年八、九月间，黄庭坚在题跋《寒食帖》时，所拥有的超然与轻松心态。理解以上背景前提，至关重要。
三、黄庭坚跋《寒食帖》的语境与解读
跋语中，他既有对东坡先生诗书水平的高度赞美，也有顶流同道兼知音之间特有的诙谐调侃。而这一调侃所具有的语意开放性，导致了后世多种角度的理解。石先生的解读强调了张力的一面，颇具启发性，但是结合苏黄题跋中的丰富信息来看，似并不符合当时的语境。
可以试为还原当时的情景：亲朋故旧欢聚必有酒宴，酒宴后必有书写一类的雅集，黄庭坚是在众星拱月的氛围中，欣然提笔为东坡杰作《寒食帖》作跋的，卷后余纸有充分的空间，也有藏家充分的期待。在不必作考证小字长跋又不能仅作一两行应景观跋、草书题跋又有不敬之嫌的情况下，黄庭坚自然地选择了自己近年以来擅长的大字行书，借着酒兴洋洋洒洒，于数行间写完了余纸，中间全不在意出现多处枯笔、侧锋、破锋甚至一些粗糙的点画，在用墨节奏上也忘情恣性，带出了成熟草书枯湿交替的烂漫情调。
这是一次非常放松的书写，酒酣耳热、意忘工拙，与同年的《赠张大同卷》《牛口庄题名卷》及稍后的《经伏波神祠》、《松风阁》等饱满圆润、笔笔讲究之作，都有明显的不同。
《寒食帖》跋局部 丨 《经伏波神祠》局部 丨 《赠张大同卷》局部 丨 《松风阁诗》局部
如果我们熟悉书法创作的经验，对于这一题跋中的放松与恣意，是能够有所体会的。这里并没有刻意争胜超越的用力痕迹，也没有刻意的自我压抑与收敛迹象，有的只是不计工拙的书写，对于东坡诗书的点评与赞美，以及对于自己充当权威的戏谑自嘲——无佛处，才敢称尊，有佛处岂敢放言；佛若见此，会当莞尔一笑的。
“无佛处称尊”的用典，确实带来了开放性解读的空间。每个读者或许都有自己的理解。但当我们综合考察黄庭坚的行事准则与人品境界，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对于黄庭坚来说，在苏轼面前，一是不能争胜（失序-失德），二是无须争胜（已然比肩古人）。换个角度看，元符三年的黄庭坚，在书法这个领域，已经拥有了开悟得道之后的广大平常心。他的自信与已然的书史定位，也完全无需通过与恩师争胜来得到证明。题跋书写中的放松，与一任枯笔侧锋的恣意，包括诙谐的自嘲，显然都是心态超然的自然反映。
以往的题跋中，甚至早在元祐年间，黄庭坚已不避讳提及东坡书法中的技法瑕疵，但也总是归结到韵高脱俗的品格上。而在跋《寒食帖》两三月后，即元符三年十二月，在《题东坡大字》中，他再次真诚地写道：
“东坡尝自评作大字不若小字，以余观之诚然。然大字……虽时有遣笔不工处，要是无秋毫流俗。山谷老人题。”
东坡遣笔不工是存在的，但是无秋毫流俗，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可能作于之前的《论子瞻书体》一跋中，他也有如下一段无可置疑的评价：
“蜀人极不能书，而东坡独以翰墨妙天下，盖其天资所发耳。观其少年时字画已无尘埃气，哪得老年不造妙入微也？
若要简单总结一句，那就是元符三年的黄庭坚，已然俯瞰时代，意列古贤；但始终推崇赞美恩师，引为对抗俗书与尘埃气的最高同道与盟友，而非一时争胜的对象。
四、尾声
次年（建中靖国元年）四月，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黄庭坚，在看到东坡惠州时期的和陶诗手迹之后，发出了一声难得的感叹：“诗与书皆奔轶绝尘，不可追及，又怅然自失也”。多年以来，他一直相信自己已经跨越时代、直追古贤了，这时突然发现，东坡先生依然有着伟岸的高度，非但不容易轻易迈过，甚至还不可追及。当然，相信这只是他在行书方面的感叹。
至于草书，自信比肩张旭怀素的黄庭坚，已经遥遥领先于时代，对此他从无怀疑。所以在半年后的一次创作与题跋中，他在怀念恩师故去的同时，也终于敢于无顾忌地写下“去古人不远、后生可畏”的一段感慨：
“为邦直作草，颇觉去古人不远。然念东坡先生下世，故今老仆作此无顾忌语。后生可畏，安知来者不如今者？”
东坡走后，苏门知交渐零落，在熙攘时代中，黄庭坚倍感前沿探索的孤独。崇宁三年正月的《礼思大禅师题名》，颇能体现他孤清寥落而又无所聊赖的心境：
“坐独松轩，观老松突兀于众杉间，本无超群之意。”
而在宜州最后的艰难岁月，书法依然成为他最好的慰藉，当年恨不能比肩颜、杨的人，终于在崇宁四年二月《书自作草后赠曾公卷》中，欣慰地说：
“山谷老人年六十一，书成颇自喜，似杨少师书耳。”
五、意外之“笔”
尽管苏黄作为高韵深情、惺惺相惜的文坛政界双重盟友，患难莫不与共，不曾有彼此争胜书法的态度与言辞，但是各自不同的技法进路，却通过工具这面镜子折射出来。这个工具，就是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博大精深、蕴天含地之独特艺术的毛笔。苏黄二公对毛笔性能的不同理解与掌控，客观上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其中的张力。从这个角度看，石守谦先生对苏黄艺术道路中张力一面的强调甚至夸张，也有一些物质性层面的支点。
元祐四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黄庭坚在四月六日《书吴无至笔》中，谈到毛笔的不同性能，其中有个背景的对比——习惯着臂就案者（典型如东坡），喜用宣城诸葛笔，用不了吴君偏软的无心散卓，而黄庭坚用来却能左右如意，大小字皆可人意。相比之下，诸葛笔就达不到这个水平：
“有吴无至者……作无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学书人喜用宣城诸葛笔，著臂就案，倚笔成字，故吴君笔亦少喜之者。使学书人试提笔去纸数寸，书当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无憾。然则诸葛笔败矣。”
东坡一直评价诸葛笔是极品，非常好用，其他笔工所制都有不及。后来贬谪岭海，常觉无佳笔可用，自海南北归，喜事之一就是又有了诸葛笔可用，在《书孙叔静诸葛笔》中还抱怨说，“久在海外，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
而同样是鸡毛笔，黄庭坚的感受就迥然不同。他晚年多次说到条件艰苦只能用鸡毛笔写字，依然能够写出满意的作品，比如，“崇宁二年十一月，……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在《跋与张载熙书卷尾》中，他则道出了个中原委：
“一日饮屠苏，颇有书兴，案上有墨沈而佳笔莫在，因以三钱鸡毛笔书此卷，由知者观之，在手不在笔哉。”
黄庭坚因长年高提笔、悬腕作大字及草书，羊毫鸡毫等软笔更能指挥如意，此即所谓在手不在笔。这恰恰是腕不离纸书写的苏轼所不能体会的。在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书王定国赠吴说帖》中，苏轼提到了他的困惑：
“去国八年，归见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无骨字。买笔于市，皆散软一律。惟广陵吴说独守旧法。”
生命最后时期的苏轼，已经不能理解中原用笔“散软一律”的新潮流了，而这新的潮流，或者就跟黄庭坚多年来的提倡不无关系。
结语
我们回顾工具层面的不同路径与观念张力，并不意味着苏黄二公有彼此争胜的意图，而毋宁说是君子和而不同的真实生活写照。作为文坛政坛双重盟友，且黄庭坚持身如一、坚守儒家入世原则，他始终在避免自己作为苏门学士与老师齐名并肩的失序与尴尬。不惟北宋士大夫操守如此，今天的我们也能想象和认同，这种维护师道尊严的必要性与内在动力。
十多年前，我在《不为牛后人：黄庭坚的意义》一文中提到，黄庭坚以苏轼为参照坐标而力图有所超越并自成一家，因为坐标的高远而成就了另一种伟大。今天需要订正的是，黄庭坚选择拜于苏门，完全是认同、尊崇与感恩的心情，他知道苏轼的天才性质与李白类似，是不可学也不可超越的，他唯一正确的修行之路，就是最终能与那些勤奋的前贤为伍。因此，他的参照坐标系，诗为杜甫，行书为颜、杨，草书为旭、素，他在同时代的巨人兼恩师面前，选择了谦退与远方。而在面对以周越、王著等人为代表的翰林侍书或世间尘埃俗书时，苏黄非但不是争胜的对手，更是并肩携手的超级盟友，让胸次、忠义与韵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同样饱受政敌打压的困苦生活中，他们各自乐观而豪迈地评述历史、预测未来，那些铿锵有力的跋语，通过后来精英们的接力整理，代代相传，影响至今。幸甚，至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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