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院士在新生及家长见面会上的一段讲话，引发关注。徐扬生说，曾有一名新生因不满与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室而提出退学，“同寝室有同学是2600名，我是26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徐扬生对这名同学说，你要看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徐扬生呼吁同学们不要看不起高考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人生都是这样，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大家要放下过去的包袱，轻装上阵。
这位学生的逻辑，真是让人想不到。按照他的逻辑，那以后是不是清北毕业的学生，不能和非清北毕业的学生一起工作？按照他的逻辑，是不是马云公司的员工不能有本科毕业的，只能是大专以下的？按照他的逻辑，是不是俞敏洪用人，只能是高考考了三次以上的？
这位高考排名260位的同学，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其实也不奇怪，这是长期应试教育环境下“唯分数论”的极端体现。他将高考排名直接等同于个人的身份层级和社交筹码，认为与排名低的同学同住是对高分的否定。这种将单一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人格高低标准的思维定式，真实地暴露了我们基础人格教育的缺位。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教育孩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种教育观是将“人”工具化，异化了学习的本质，让孩子们自以为高考考了高分，就是所谓的“人上人”。“人上人”的核心逻辑是等级与压迫。在这种观念下，学习不再是为了探索真理、认识世界或实现自我价值，而是为了获取一种阶层跃迁的工具和敲门砖，是为了获取压迫他人的特权。这名新生就是把其他同学当做衬托自己的背景，才会觉得高考排名在前的不应该和排名在后的同住一宿舍。
这种傲慢，其实折射的是他的心理脆弱与不自信。该生急于用分数筑起高墙，排斥他人，实则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恐惧在更开放、多元的大学评价体系中失去原有的优势。用这种外在的指标来显示自己的高高在上，也说明他的精神世界是极其脆弱的，他除了分数高之外，可能找不到其他证明自己价值的途径。真正自信的人，其自我价值感源于内在，无需通过高考或其他的排名碾压他人来证明自己。一味地以高考成绩来建立个人的自信，一旦进入大学，发现评价体系变得多元，或者遇到更优秀的人，那种“人上人”的幻觉就会瞬间崩塌。
这位学生的想法，违背了大学教育的初衷与多元评价导向。大学是人生的新起点，而非高中赛道的简单延续。进入同一所大学，意味着大家站上了新的起跑线。尤其是在我们目前的这种教育机制下，很多高分，就是靠不停地刷题、机械式的死记硬背，这些学生确实付出了辛苦，取得了高分，所以现在为什么各高校女生比例越来越高，因为女生比较懂事，能够肯下功夫。但到了大学之后，学习方式发生了变化，大学的魅力在于多元评价，比拼的不再只是应试能力，而是自主研究、团队协作、抗挫折等综合素养。宿舍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学会与不同背景、不同优势的人和谐相处、包容差异，是大学必修的第一课。连与室友友好相处的态度都没有，将来还怎么融入到社会的大环境中？将来参加工作了，如果你的上司是比你排名更靠前的大学毕业，你难道会因为自卑而退业；如果你升任了公司的管理者，如果你的团队里的人与你不是一个档次的院校毕业的，难道你还会不当这个管理者？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的学者曾对近千名高中毕业生进行过长达数十年的追踪研究，发现高中成绩最拔尖的学生（前10%），虽然在大学录取率和起薪上占优，但在长期的职业成就、社会影响力以及个人幸福感上，并没有显著高于那些成绩中上游的学生。而在国内，也有许多针对杰出校友、企业高管或科学家的统计发现，他们在学生时代的成绩往往并非绝对的“第一名”。
这名新生的退学风波，不仅是给这名学生的一记警钟，更是给全社会、给所有家长和教育工作者的一堂深刻的反思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