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秋天，雨水格外金贵。那年的气候有些反常，南方发了大水，我们北方的大地却干得起了裂缝。直到十月下旬，才洋洋洒洒下了一场透雨。

这场雨对庄稼人来说就是救命的，干旱了太久的土地终于软和下来，必须抢着这几天把地翻了，把冬小麦种下去。要是错过了这个节气，来年一家老小就得扎起脖子挨饿。

那年我刚和秀兰结婚不到一年，秀兰的爹走得早，她娘一个人咬着牙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岳母是个要强了一辈子的女人，村里人都说她心气高，手腕硬。当初她是一百个看不上我，觉得我身子骨单薄，家里底子又薄，怕秀兰跟着我吃苦。

可秀兰铁了心，岳母拗不过，最后只提了一个要求：结婚后，我得在丈母娘家住上三年，帮衬着把家里那十几亩地种好，把秀兰底下的两个弟弟供出初中。

下透雨的那天下午，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村里只有三台手扶拖拉机，家家户户都排着队借。岳母是个寡妇，平时在村里不怎么去求人，但为了抢种，她硬是提着一篮子鸡蛋，去了村长家，好说歹说，把村长家的那台“东方红”手扶拖拉机借了半宿。

“晚上八点去开，明早五点前必须还给人家，人家自己家明天白天还要用。”岳母从村长家回来时，鞋上沾满了黄泥，脸上看不出高兴还是愁，只是淡淡地对我说了这一句。

我心里一紧，十几亩地，靠一台手扶拖拉机，一夜的时间，这几乎是在拼命。但我没犹豫，闷着头应了一声：“好，我知道了。”

傍晚时分，天阴沉沉的，风里带着深秋的寒意。我在院子里给犁铧上油，检查皮带。厨房里传来风箱吧嗒吧嗒的声音，柴火燃烧的烟火气顺着窗户缝飘出来。平时家里晚饭就是贴饼子熬苞米碴子粥，就着咸菜疙瘩，但那天晚上，我闻到了一股荤油的香味。

饭菜端上桌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全黑了。堂屋里点着一盏十五瓦的白炽灯，昏黄的光打在泛黄的八仙桌上。桌上摆着一大盆苞米面掺着白面的两合面馒头，一盆浓稠的棒子面粥，还有一碟自家腌的芥菜丝。在桌子正中间，赫然放着一盘蒜苗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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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盘肉炒得油亮，白花花的肥肉片子边缘微微卷起，泛着诱人的焦黄色，蒜苗的清香和猪油的醇厚混在一起，直往人鼻子里钻。

那个年代的农村，日子过得紧巴，除了逢年过节或者家里来了贵客，平时谁家也舍不得割肉吃。我和秀兰的两个弟弟都直勾勾地盯着那盘肉，谁也没敢先动筷子。岳母解下围裙，在桌边坐下，拿起筷子在碗边磕了磕，语气还是和平常一样生硬：“愣着干啥？吃饭。”

两个弟弟到底还是孩子，听见这话，筷子立刻伸向了那盘肉。我也端起碗，拿了一个馒头，但我没去夹肉，只是挑了一筷子芥菜丝，大口地嚼着。

就在我低头喝粥的时候，一双粗糙的、骨节分明的手伸到了我面前。岳母用她的筷子，在盘子里挑拣了一下，夹起了一片最厚实、肥瘦相间、挂满油汁的猪肉，越过半张桌子，稳稳地放进了我的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