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小偷，不顾禁令冒死带回一根藤，此物落地生根养活了数亿国人
磊子讲史
2026-09-01 17:01·河北
参考来源：《金薯传习录》《明史》《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甘薯疏》《海外新传七则》及相关地方志、农业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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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下旬，一艘商船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在夜色掩护下悄然驶入福建沿海。
船舱里，一个年过五十的中年男子紧紧攥着一捆麻绳。
那绳索浸透了海水，缠绕着几根看起来其貌不扬的藤蔓。
他的额头渗着细密的汗珠，手心也满是湿漉漉的汗水，不是因为海上颠簸的劳累，而是因为紧张。
这一次，他把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外面涂上污泥，才终于混过了关卡。
这个男子叫陈振龙，福州府长乐县青桥村人。
年轻时中过秀才，后来乡试不第，遂弃儒从商，往来于吕宋岛经商已有数年。
他不会想到，自己怀里这几根薯藤，会在未来的四百多年里，养活数亿中国人，改写整个国家的命运。
这根藤蔓，就是后来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番薯。
【一】大明的粮食困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振龙回到福建的这一年，正值闽中大旱。
田园绝收，民不聊生。
这场旱灾，不过是明朝中后期灾荒频发的一个缩影。
翻开《明史·五行志》，你会发现从嘉靖到万历这几十年间，灾害记载触目惊心。
隆庆二年（1568年），浙江、福建、四川、陕西及淮安、凤阳大旱。
万历十七年（1589年），苏、松连岁大旱，震泽几乎干涸。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畿辅、山东、山西、河南及贵州黔东诸府卫遭遇旱灾。
福建的情况尤为特殊。
这地方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因耕地稀少，粮食产量根本无法满足全省需求。
山高地瘠，土地贫瘠，百姓生活本就艰难，一旦遇上旱涝灾害，立刻陷入饥荒。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福建有81.5万余户、391.6万余口。
到了万历年间，近200年过去了，这个省份的在册臣民，竟锐减到51.5万余户、173.8万余口。
户口减少了接近六成。
这不正常的人口锐减背后，是无数次饥荒带来的生死劫难。
饥荒年景，百姓卖儿卖女，流离失所，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
而福建的困境，也是整个大明的困境。
人口从洪武年间的六千余万增至万历年间的两亿多，可耕地面积却没怎么增加。
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早在明代，就有不少福建人出洋谋生，陈振龙就是其中之一。
陈振龙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前后，出生地为福州府长乐县青桥村。
他自幼饱读诗书，年未二十就中了秀才。
按照当时读书人的路径，接下来应该参加乡试，考中举人，再进京赶考。
可惜乡试不第，屡试屡败。
心灰意冷之下，他弃儒从商，移家到闽县南台达道铺，也就是今天的福州台江一带。
那时正值隆庆开关。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下令解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这对沿海百姓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
长期以来，明朝为了隔绝倭寇，严禁百姓私自出海，导致沿海百姓生活困苦。
如今海禁一开，无数人涌向大海。
万历十六年（1588年）前后，陈振龙随商帮到吕宋贸易。
当时大批闽商前往吕宋，和西班牙人密切相关。
1571年西班牙船队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大量采购生丝、棉布、陶瓷等中国商品。
短短二十余年之内，“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者至数万人”。
在吕宋经商期间，陈振龙发现当地到处种有一种叫朱薯的作物。
这种作物果实大，果皮朱红，果肉脆嫩多汁，生熟皆可食用。
产量奇高，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栽种。
陈振龙向当地人打听，得知朱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的说法。
所谓“六益”，是指朱薯容易种植、收成快、产量高、耐贮存、可生食熟食、茎叶可喂猪。
“八利”则是指能够在贫瘠土地生长、不与五谷争地、一年可种两季、救荒备灾、增加粮食储备、制作多样、营养丰富、价格低廉。
陈振龙想到家乡福建“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若遇上旱涝灾年，遍地都是饥荒的灾民。
如果能把朱薯带回国种植，造福家乡百姓，那该多好。
可是，西班牙人把番薯当成宝贝，严禁外传。
殖民者深知朱薯的价值，下令“珍其种，不与中国人”，还在海关层层盘查。
任何人携带薯种出境，一旦被查获，轻则罚款，重则坐牢甚至杀头。
陈振龙没有放弃。
他一边经商，一边潜心学习朱薯的种植方法。
向当地土著请教育苗、栽种、管理、收获、贮藏的全部技术。
花了好几年时间，终于摸清了朱薯种植的门道。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已经50岁的陈振龙决定冒险一试。
【二】三次偷运的惊险
第一次，陈振龙把薯块藏在装货物的箱子里。
他以为藏在箱子底层，上面堆满其他货物，西班牙海关不会仔细检查。
结果过关时，海关人员把箱子打开，翻来覆去地检查，很快就发现了藏在底层的薯块。
薯块被当场没收，陈振龙还被罚了一笔钱，并被警告下不为例。
第二次，他换了个办法，把薯藤编入一只藤篮。
陈振龙觉得，薯藤和藤篮的材质相似，编在一起不容易被发现。
可他没想到，因为有了“前科”，西班牙人对他的货物检查格外仔细。
藤篮被仔细检查，薯藤又被查了出来。
这次，陈振龙不光被罚款，还被骂作小偷，挨了一顿毒打，差点被关进大牢。
两次失败，让陈振龙成了西班牙海关的“重点关注对象”。
每次出关，海关人员都会对他格外留意。
这让陈振龙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可他依然没有放弃。
陈振龙沉思了好多天，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花重金贿赂当地土著，弄到了几尺长的薯藤。
然后将薯藤绞入船上汲水用的绳索之中，外面涂上污泥，让绳索看起来脏兮兮的，和普通的缆绳没什么两样。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初，陈振龙登上了回国的商船。
过关时，海关人员照例仔细检查他的货物。
翻箱倒柜，连藤篮都拆开来看。
可那捆看似普通的汲水绳，沾满了污泥，又是船上的必需品，海关人员看了一眼，就没再多留意。
陈振龙终于混过了关卡。
船一出港，他立刻把薯藤从绳索中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船舱阴凉处保存，不时给它洒点水，生怕薯藤在航行途中枯死。
七天七夜的海上颠簸，薯藤终于抵达福建。
农历五月下旬，陈振龙带着薯藤回到福州。
船一靠岸，他顾不上休息，带着薯藤直奔家中。
按照在吕宋学来的种植方法，立刻让儿子将薯藤种在自家屋后纱帽池边的空地上。
这几根薯藤，经过一路惊险的掩护和呵护，带着希望种了下去。
陈振龙有个儿子叫陈经纶，是县学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初一，父亲刚把薯藤种下没几天，陈经纶就向福建巡抚金学曾递交了一份禀帖，名为《献薯藤种法禀帖》。
这份禀帖详细汇报了父亲从吕宋带回薯藤的经过，说明了吕宋种植朱薯的好处，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
禀帖中写道：“缘纶父久在东夷吕宋，深知朱薯功同五谷，利益民生，是以捐资买种，并得夷岛传受法则，由舟而归。”
为什么要上书巡抚？
因为这一年，福建正值饥荒。
大旱之下，五谷歉收，民不聊生。
身为福建巡抚的金学曾正在四处征求赈济粮荒的良策，焦头烂额。
陈经纶觉得，这正是推广朱薯的好时机。
金学曾收到禀帖后，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
他在禀帖上批示：“据禀，夷国之薯，气味甘平，可补谷食之不逮。该生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诚恐土性不合，所献薯藤是否可种，可传尔父：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另行通饬。”
金学曾很谨慎。
他担心福建的土壤是否适合朱薯生长，要求陈氏父子先试种，成功了再向各县推广。
陈振龙父子得到批示后，立即在自家舍旁达道铺纱帽池“边隙地”，按照吕宋土人传授的种植方法种上了朱薯。
七月下种，精心照料。
四个月后，到了收获的季节。
陈振龙带着儿子启土开掘，看到地下密密麻麻结满了朱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
挖出来尝一尝，“味同梨枣，可以充饥”。
不管是生吃还是煮熟了吃，都香甜可口。
试种成功了！
陈经纶立即向金学曾提交了第二份禀帖，名为《献番薯禀帖》。
禀帖中报告了试种成功的喜讯，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恳切请求金学曾“乞广生民计，通饬各属效文栽种，以裕民食”。
同时，陈经纶还送上了新收获的朱薯。
金学曾收到朱薯后，让人煮熟了品尝。
这位巡抚大人生平第一次吃到番薯，觉得口感甚好，颇能抗饥。
他大喜过望，立即在禀帖上批示：
“所呈地瓜，剖煮而食，味甘平，可佐谷食。……如禀，准各属依法栽种。”
就这样，金学曾下令在福建全省推广种植朱薯。
【三】番薯的命名与推广
为了指导各地依法栽种，金学曾在陈经纶所献《种薯传授法则》的基础上，总结撰写成一篇长文《海外新传七则》。
这篇文章以中丞署名，作为农技指导书下发到各地县。
文中详细介绍了朱薯的育种、栽培、贮存等具体做法，是中国第一部薯类专著。
金学曾在文中写道：“薯传外番，因名番薯。”
原来，“番薯”这个名字，还是金学曾取的。
“番”代指番薯传入之国为番邦，“薯”则是薯类作物的统称。
从此，这种来自海外的作物，就有了“番薯”这个中国名字。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福建各地开始推广试种番薯。
偏偏这一年，福建各地又遭遇大旱。
传统的五谷作物大幅减产，可番薯属于耐旱作物，在干旱的土地上依然能够生长。
“秋收大获，远近食裕，荒年不为害”，番薯成了救命粮。
闽中饥荒得以缓解。
那些在灾年里挣扎求生的百姓，靠着番薯活了下来。
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也就是说，十个人里有七八个是靠番薯活命的。
福建人感恩戴德。
他们感念金学曾大力推广番薯的功绩，将朱薯改称为“金薯”。
而一则民谣也开始在福建各地传唱：“不爱灵药与仙丹，惟爱红薯度荒年。何人远来传此种，陈氏父子取洋番。”
从此，番薯在福建扎下了根。
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产量极高的番薯，使得以往常年“产米不敷”的福建人民，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
当时，番薯在福建“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
据传明末清初郑成功的船队为台风所困，下令在澎湖筹粮时，粮食官回答他，当地“唯有番薯”而已。
可见番薯在福建的普及程度。
不光福建，广东的番薯推广也很快。
虽然记载没有福建多，但从明代学者的著述中可以看出，番薯很快就在广东“处处种之”。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
说明番薯在广东的地位也很重要。
陈振龙引入番薯，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开启了一个家族持续近200年的推广事业。
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不光帮父亲向巡抚上书，还亲自参与番薯的种植推广。
父子二人将番薯的种植方法教给乡邻，让更多人学会种植番薯。
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曾在浙江省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试种番薯，并将薯种与种植技法传授给莆田人徐瑗。
徐瑗后来携种前往江浙传授番薯种植，把番薯种植从闽中推广到长江流域。
清康熙初年，陈以柱携薯种前往宁波，虽然一开始不太成功，但终究还是把番薯带到了浙江。
起初，鄞县人还颇有怀疑，认为贫瘠的土地种不出这么大的果实。
不料，到了秋收时，挖出的番薯比闽地所产还要大。
浙江丘陵、山坡种植番薯的历史就此开启。
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继承先祖遗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陈世元将番薯的传入、试种、示范、推广、栽培、防虫、贮存等环节汇编成册，取名为《金薯传习录》。
这部书详细记载了陈氏家族引种推广番薯的全部历史，保存了番薯从国外引种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珍贵资料。
陈世元还偕同好友余瑞元、刘曦，把番薯引种到山东，并在北方各地推广。
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番薯引入山东胶州。
陈世元到胶州经商，目击当地灾荒，经过两年试种后，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式劝导百姓引种番薯。
山东布政使李渭受到启发，颁发了《种植红薯法则十二条》，在全省推广。
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陈树，则利用在各地经商的机会，将番薯种植推广到了河南、河北、北京一带。
另据四川地方志记载，当地的番薯种植也是由陈世元的朋友引进、推广的。
从陈振龙于万历年间将番薯传入我国，到1786年清政府下令全国推广，近200年的时间里，陈振龙家族七代人恪守“苟利天下”的家训，把番薯种植从闽中推广到长江流域、山东、河北、北京、四川等地。
陈振龙家族，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
【四】番薯改变了中国
明末，番薯已在华南地区广为种植，并逐渐向北推广。
可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影响，番薯的栽培技术传播比较慢。
直到康熙时期，番薯栽培技术才传遍全国。
番薯适应性强，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耕种，从而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的土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番薯的引入使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大大扩大。
而且番薯还可以与小麦、玉米等其他作物进行混种和间隔种植，丰富了中国耕作作物的内容，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粮食的亩产。
番薯的产量有多高？
当时，北方小麦亩产仅为300斤左右，且每年只能种一季。
在南方虽然可以种两季水稻，但全年亩产也不过五六百斤。
而番薯可以种植两季，春薯亩产可达4000多斤，夏薯亩产可达2000多斤，全年产量可达6000多斤。
尽管口感不如水稻和小麦，但对于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从南美洲辗转引进的作物，无疑是上天的恩赐。
番薯的推广，也与清代的人口增长密切相关。
据史料记载，中国从汉至清共经历七次人口大增长，而清乾隆年间的第七次人口大增长，让中国人口从清初的约7000万人猛增至4亿多人，是增幅最大的一次。
这与大面积推广番薯，从而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粮食短缺问题关系甚大。
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从明朝万历年间（1572年－1620年）的173万人，增加到了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1500多万人。
1785年，黄淮流域遭遇大旱。
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均“本年二麦无收，大田未能下种”，老百姓饥荒严重。
乾隆皇帝非常关注各地灾情，要求各级官员广泛征求赈灾良策。
这时，有官员向乾隆奏报，福建有一种叫番薯的作物，耐旱高产，可以救荒。
乾隆闻听后，对军机大臣说，福建生产一种叫甘薯的作物，这东西能充饥，又耐寒，可以推广。
他本人也爱吃番薯，还曾夸赞番薯“功胜人参”，此后番薯就得了“土人参”的美称。
由于有着来自乾隆皇帝的关注，番薯逐渐在京畿地区和河南等地大规模地推广开来，成为养活百姓的救命粮之一。
《燕京岁时记》记载，乾隆以后，京中无论贫富，都以煮番薯为食。
1786年，清政府正式下令全国推广番薯种植。
这道诏令的背后，是陈振龙家族七代人近200年的不懈努力，是无数次试种、推广、传授的心血凝结，是从福建到浙江、从山东到河北、从河南到四川，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漫长历程。
而当乾隆皇帝下达这道诏令时，陈振龙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从吕宋偷运回几根薯藤的惊险夜晚，已经过去了整整1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