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由我来审你，我大概只说五分之一的话。”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反常识。很多人想象中的审讯，是一张桌子、提高的嗓门，还有侦探凑近你、说出那句刚好让你开口的话。但真正做过这件事的人会告诉你，根本不是那样。
我会把你带进一个房间，里面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我会向你宣读权利，告诉你为什么你会坐在那里，然后把话语权交给你。我的态度是：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可能错了，只有你知道自己的故事。
真正的工作不是逼人认罪
接下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陈述，然后让你来纠正我。这是人们最想不到的部分。你不会去等一个“我认了”的瞬间，而是给对方一些可以修正的小地方。他们一旦开始纠正，真相就会从这些缝隙里一点点透出来。
你还要留出很多沉默。人受不了沉默，会自己把它填满。这是最主要的技巧，虽然我承认，它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技巧。
无论你是因为一桩没犯过的盗窃案被带来，还是因为一桩真的做了的命案坐在对面，我做完记录就回家。这就是这份工作。干了十三年之后，你会变得很擅长这些。你知道人在哪里停顿，是为了编故事争取时间；你能看出那些细微的回避，也知道接下来该问什么更好的问题。
看穿谎言，从来不是最难的部分
但真正让我没准备好的，不是审讯技巧，也不是识破谎言的难度。几百场审讯下来，没有一场能让我提前适应这件事。看穿一个人有没有说谎，从来都不是最难的部分。
难的是你坐在那里，听着一个人把故事一点点修正成它本来的样子。你看见的不只是“他撒谎了”或者“他没撒谎”，而是那个过程本身——一个人怎么在沉默里犹豫，怎么在细节上闪躲，又怎么在某个瞬间突然不再挣扎。
那些停顿、那些小动作、那些被填满的空白，拼出来的不只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人。你开始明白，谎言只是表面那层薄薄的东西，底下压着的才是让人真正需要坐下来面对的东西。
最难的，是听完之后还要回家
审讯结束，你写完报告，关上门，回家。第二天再来，换一个人，换一个故事。你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但有些时刻会突然冒出来，提醒你：你听过的那些话，并没有真的留在那间屋子里。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做了这么多年审讯，最难的是什么，我不会说是判断谁在说谎。我会说，是你在一次次沉默和修正里，看见了人最不愿意被看见的那一面，然后还要装作这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