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即日起，本报开始连载茅盾文学奖得主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该书被誉为“70后群体的小史诗”，曾获得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为筹集赴耶路撒冷求学的费用，回到运河边的老家卖掉祖宅，由此接连与几位儿时伙伴——舒袖、易长安、秦福小等人重逢。在相遇中，交织出各自不同的人生境遇、理想追求，以及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望。故事横跨70年，在浩繁复杂的背景下聚焦于这个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旨在通过对他们父辈以及自我切身经验的忠实描述，探寻成长细节的脉络，并为读者呈现“70后”一代人复杂的精神世界和完整立体的社会。
顾教授完全是出于礼貌才将翻阅照片的速度放慢。其中的一张让他彻底停下来。他看着照片上穿西装、打领带、梳着中分发型的年轻男子，有点愣，仿佛不经意扭了一下头，看见了远处的镜子。他看看照片再看看塞缪尔教授，然后翻转到照片背面看，背面除了茶水般的岁月陈迹，别无其他。顾教授指指照片又犹疑地指指自己，塞缪尔教授伸长脖子看照片，然后盯着顾教授看，接着指指顾教授又犹疑地指指照片。他在顾教授的手里仿佛也看见了那面镜子。顾教授除了汉语只会说俄语，塞缪尔教授除了希伯来语外还能说4种外语，但这4种里既不包括汉语也不包括俄语；他们只能像两个哑巴似的啊啊啊地相互指点。正好你从场外进来，临时充当了翻译。此次会议，你不仅要在会上宣读关于“中国小城镇化”的研究论文，还和同门的师兄弟兼做会务。导师的表情流露出少见的激动。导师说：“平阳，快帮我把意思表达一下。”
你看着那张照片，又看看导师，眉眼间似曾相识。你用英语说：“塞缪尔教授您好。顾教授想问，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塞缪尔教授用英语答：“我父亲40年代在上海拍的。”
你接着翻译导师的下一个问题：“上海哪里？”
“提篮桥。”
“提篮桥！他是——我父亲！”顾教授一把抓住以色列客人的手，重复道，“他应该就是我父亲！”
提篮桥。当天晚上你就从上海地图上查到了这个地方，在虹口区。
“二战”期间，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都住这里。虹口地处公共租界和华界交叉地带，房租和物价比较便宜，所以大批流落上海的犹太难民扎堆到这里。一间屋挤了三五十号人是常事，最拥挤的房间里能住一两百人。刚到上海的爱德华·塞缪尔夫妇，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别人称他们爱德华·塞缪尔先生和艾格尼丝·弗兰克尔小姐，在一间摆了40张高低铺的房子里住了两个晚上。两人之间隔了18张床，临睡前必须越过几十双臭鞋子相互道一声晚安。两天之后，爱德华通过一个从德国北方城市基尔来的朋友帮助，在提篮桥旁边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小屋子。
“我父母只告诉我，他是他们在提篮桥的邻居，”塞缪尔教授为不知道照片上那位先生的名字深感惭愧，“家父一再叮嘱我，如果来中国，一定要打听到这位先生的名字，当面致谢。如果真是您的父亲——令尊曾在1939年10月底，开车送了他们去一家医院。”
60多年前的一个黄昏，犹太姑娘艾格尼丝做晚饭，菜刀从案板滑落，掉在脚上，割破了血管，血瞬间灌满了拖鞋。护士出身的艾格尼丝撕了一件衣服简单地做了包扎，男友爱德华背上她就往外跑。弄堂口一辆黄包车都没有。一个中国小伙子刚好停下车，他打开车门，招呼让两个外国人上车。他把他们送到医院，等他们包扎好，再开车把他们送回来。一路匆忙，爱德华都没来得及问对方的尊姓大名，但知道他也住这个弄堂里。有一天他站在路边，用他的莱卡相机拍过这个和他一样年轻的中国人，后者对他笑笑，并没有介意他的偷拍。爱德华和艾格尼丝一直打算，再见到那个中国小伙子，一定要认真地感谢。偏不巧，接下来的一个月都没遇到。到了12月底，艾格尼丝在法租界迈尔西路（今茂名南路）上的罗生特诊所找到一份新工作，在诊所边就近租了房子，离开了那个弄堂。此后的9年里，他们常回提篮桥一带的咖啡馆与朋友聚会，从著名的麦斯考特屋顶花园出来，他们总会拐到住过的弄堂转一圈，依然没能遇到送他们去医院的好心人。
“听我外祖母说，我父亲20多岁就开车，”顾教授眼睛看着照片上的父亲，“他在哈同洋行做房地产生意。”
“老人家现在呢？”塞缪尔教授问。
“40年前就去世了，”顾教授笑笑，捂了一下两只眼睛，“当时我只有12岁。你知道，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父母都曾在外国人的公司里做过事，被当作劣迹拿出来批斗。大冬天只准穿一身单衣，被绑在学校操场的单杠上，一根立柱上捆着我父亲，一根立柱上捆着我母亲。革命群众斗完了回家吃饭，把他们给忘了。半夜下起大雪，连着又下了一天，等堆雪人的孩子发现他们时，我父母已经被冻成了冰棍。”
“非常对不起，”塞缪尔教授说，“非常对不起。这实在是个让人悲痛的消息。”
“没关系，多少年过去了。要谢谢您，塞缪尔教授，如果看不到这张照片，我差不多已经忘了父亲长什么样了。我父母的照片保留下来的很少，要不是因为提篮桥和那辆汽车，我都不敢断定他就是我的父亲。”
塞缪尔教授再次道歉。在他看来，中国的“文革”和纳粹屠杀犹太人差不多是一回事。此类比较并不新鲜，但当一个犹太人下此断语，你就知道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具有石头般的力量。“人类的灾难和耻辱。”你竭力寻找最准确的词语转达出以色列客人的意思，“ 尊敬的顾教授，我们的父辈有相同的遭遇。我父母当年就是为了躲避纳粹屠杀才来到中国的上海。当然，他们比较幸运，躲过了浩劫，去了刚建国的以色列。但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以及叔伯阿姨，无一幸免；有的在家中自杀，有的死于集中营。”塞缪尔教授握住顾教授的手，“家父和家母直到去世，都在想念中国，想念上海，想念每一个帮助过他们的中国人。”
既缘于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也因为父辈的灾难，塞缪尔教授和你的导师顾念章教授成了语言不通的好朋友。你是他们的喉舌，会议一结束就坐在他们俩中间，你把语言转化成语言，再转化回去。交流对于两位师长来说，是倾诉也是对话，还是回忆和寻找。当你殚精竭虑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语完美地表达出双方的意思，两位教授一起表示感谢，一个拍你的左肩膀，一个拍你的右肩膀。塞缪尔教授说：“太棒了，小初博士！”你的导师用的是他感谢弟子的一贯方式，把赞许隐藏在貌似不搭边的格言里，他说：“语言让我们得以自我确证。”
会议满满当当开了两天。第三天，主办方邀请与会的专家学者看一看北京，塞缪尔教授婉拒了，他在中国剩下的时间极有限，他要用在去上海的寻根之旅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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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张益嘉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