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广州迎宾馆内，李宗仁设宴款待蒋介石。表面上是旧交相聚，实际上，饭店周围早已布满便衣和卫士，蒋经国还亲自检查饭菜。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下野，却依然像身处战场一样提防四周。
这顿饭没有发生意外，却透露出一个事实：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早已不是普通的政见冲突，而是彼此都在防备对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有人提出，要把蒋介石扣留下来，甚至有人把它称为“第二次西安事变”。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于次日就任代总统。蒋介石离开南京，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但他并没有真正退出政治核心。
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仍在他手中。李宗仁后来回忆，蒋介石在溪口设立多部电台，与南京方面保持密切联系，重要军政事务仍能通过自己的系统加以干预。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台上的代总统要负责，台下的总裁却掌握着相当大的实际影响力。李宗仁想通过和谈争取时间，蒋介石却不愿接受真正的政治妥协；李宗仁试图稳定财政，蒋介石又把大批金银和物资转往台湾。
据相关记载，国民党政府在撤运过程中带走了大量黄金、银元以及文物、档案等重要物资。货币改革失去物质基础，地方军政关系更加紧张。李宗仁面对的是一个名义上拥有权力、实际上处处受牵制的政府。
有意思的是，最早提出“扣蒋”建议的人，并非普通军官，而是北伐时期颇有声望的张发奎。
张发奎早年率部参加北伐，在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中表现突出，所部被称为“铁军”。叶挺、叶剑英等人都曾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与其有过直接关系。南昌起义部队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源自他所统率的部队。
这位旧日名将与蒋介石积怨很深。蒋介石下野后仍遥控军政，尤其是把广东方面的部队调走，更让粤籍将领感到不满。张发奎认为，既然蒋介石已经不在总统位置上，就不该继续干涉政府事务。
于是，他找到李宗仁，提出可以把蒋介石请到广州，再设法将其扣留下来。李宗仁听后并未附和，而是立即表示反对。
张发奎并没有就此放弃。蒋介石调动广东防务力量后，他再次向李宗仁提出同样主张，甚至带着几分责备说：“德邻，你胆子太小了。”
李宗仁的回答很直接：“这是国家大事，不能只凭一时意气。”
在李宗仁看来，蒋介石即使被扣，也无法改变战场上的基本态势。军队已经被分散调动，财政物资又不断外运，单靠控制一个人，既不能把兵力重新集中，也不能把转走的金银运回来。
他担心的还不只是成败。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最终促成了国共合作。1949年的局势完全不同，国民党军政体系已经濒临崩溃，若再发生一次类似事件，很可能只会造成更大的分裂。
李宗仁后来评价这种做法是“徒招恶名，无补实际的莽事”。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击中了问题的核心。扣押蒋介石，或许能让反蒋人士出一口气，却未必能为政府增加一兵一卒。
更现实的麻烦在于，蒋介石并非毫无防备。前往广州时，他的随行卫士数量很多，沿途也有便衣警戒。那场宴会中，蒋经国反复检查厨房和食物，显然已经把安全问题放在极高位置。
李宗仁与蒋介石之间还有一层特殊关系。北伐前后，两人曾依照旧式礼俗交换兰谱，结为兄弟。可这段关系并没有消除政治斗争，反而在权力冲突中逐渐失去实际意义。蒋经国见到李宗仁时仍称其为“李叔叔”，礼数尚在，信任却早已不存在。
张发奎的设想没有实现，西南其他地方实力派也曾出现过类似念头。云南方面，卢汉与蒋介石之间的旧怨尤其深。抗战胜利后，卢汉奉命率军赴越南北部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则借机让杜聿明控制昆明，并迫使龙云离开云南。
龙云失势后，卢汉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表面看，他成了地方主政者，实际上却受到中央方面严密牵制。这样的经历，使他对蒋介石始终心存芥蒂。
1949年下半年，随着西南局势急剧恶化，卢汉曾向李宗仁谈到过把蒋介石骗到昆明、再加以控制的设想。具体细节主要见于李宗仁回忆材料，是否完全如当时原话，后人难以逐字核实，但云南方面确实存在强烈的反蒋情绪。
李宗仁对此十分警惕。云南尚未成为主要战场，地方力量就已经各怀心思；一旦战事推进，谁能保证被控制的只有蒋介石，而不是更多人？这种担忧，解释了他为何始终不愿支持“捉蒋”。
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也在1949年末转向起义。12月7日，蒋介石召见二人，他们没有赴约，而是离开成都。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与卢汉分别通电起义。此时再谈扣押蒋介石，已经不是一场秘密行动，而可能演变成西南军政系统的全面冲突。
蒋介石最终离开大陆，反蒋力量没有通过一次“兵变”解决问题。张发奎的建议，折射出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长期控制与猜忌的不满；李宗仁的拒绝，则说明他清楚，政治上的报复不能替代军队、财政和谈判。
那些围绕“扣蒋”产生的争论，真正激烈的地方，不在于谁更大胆，而在于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共同目标。有人要保住政权，有人要保存地盘，有人要清算旧怨。蒋介石仍在发号施令，能够听令的人却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