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台湾解除对张学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管束后，这位曾经叱咤东北的少帅重新面对记者。有人问他，一生中最佩服谁。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牵出了他与父亲、周恩来、毛泽东之间三段性质不同的历史关系。
张学良没有大谈战功，也没有列举显赫人物，而是提到了三个人：父亲张作霖、周恩来和毛泽东。三个人分别代表着他的家世来源、政治转折和思想判断。
张学良对父亲的佩服，并不等于对父亲一生所作所为全部赞同。张作霖出身贫寒，早年做过木匠、货郎，也当过兽医，后来投身清末东北的复杂局势，逐渐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从绿林人物到奉系首领，张作霖走的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他懂得用兵，也善于经营地方势力。入主奉天后，他修铁路、办工厂、扩充军队，使东北成为当时中国少数具备较完整工业基础的地区之一。
但张作霖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用“英雄”或“卖国贼”概括的人。奉系与日本关东军之间长期存在利益纠葛，他有时借助日本力量，有时又拒绝日本提出的过分要求。1928年，张作霖准备从北京返回奉天，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制造爆炸，他于6月4日重伤身亡。
这件事对张学良的刺激极深。父亲死后，他接掌东北，随后于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名义上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决定结束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名义分裂，却也让张学良背负了新的政治压力。
张学良后来回忆父亲，常提到张作霖对穷苦百姓的同情。张作霖自己从底层爬出来，知道饥寒是什么滋味。张学良佩服的，正是父亲在乱世中求生、用兵和维持局面的能力，而不是替父亲遮掩历史争议。
真正改变张学良政治判断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的迅速沦陷。到了1936年，日军侵略已不再只是东北问题，而是摆在整个中国面前的现实。张学良由此逐渐认识到，继续把主要力量用于内部冲突，只会让日本获得更大机会。
西安事变期间，他与周恩来的接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相逢。1936年1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达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南京方面展开谈判。周恩来没有急于把谈判变成简单的胜负较量，而是抓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个核心问题。
有一次，张学良对周恩来表示：“只要能抗日，许多事情都可以商量。”周恩来则提醒他：“事情要办成，不能只靠一时的冲动。”这几句话虽未必是逐字记录，却符合当时双方谈判的基本方向。
张学良佩服周恩来，更多是佩服他的判断力和分寸感。周恩来了解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清楚东北军内部的顾虑，因此没有把问题处理成单纯的“反蒋”，而是推动各方转向“逼蒋抗日”。
遗憾的是，张学良坚持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1936年12月25日，他随蒋介石离开西安，抵达南京后即被扣留，随后长期失去自由。周恩来曾多次设法交涉，希望解决张学良的人身问题，但政治现实并未因此改变。
张学良后来谈起周恩来，常说他待人真诚、头脑清楚，是可以信任的人。两人实际相处时间并不算长，却因为西安事变形成了特殊联系。周恩来1976年逝世前后，仍曾牵挂台湾方面的旧友，这段关系也因此更显沉重。
至于毛泽东，张学良佩服的是另一层东西。两人没有正式见过面，这是张学良晚年一直感到遗憾的事情。但在西安事变前后，他通过周恩来等人接触到中共中央的判断，也从相关电报和谈判中感受到毛泽东对局势的把握。
毛泽东当时面对的并非单一军事问题，而是如何在民族危机、国共矛盾和内部力量复杂交错的情况下，争取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本是军人，重视行动效率，因此对这种能够把战略目标、政治谈判和军事部署结合起来的能力十分看重。
还有一段常被提及的缘分。有关回忆材料称，1936年前后，张学良曾资助一些进步青年赴苏联学习，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不过这件事的具体经过和资金来源，在不同叙述中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传闻当成完整定论。可以确认的是，张学良与毛泽东之间，确实存在通过抗日合作建立起来的历史联系。
张学良晚年说起这三个人，语气并不相同。谈张作霖，是儿子对父亲的复杂敬意；谈周恩来，是一个长期失去自由的人对旧日友人的信任；谈毛泽东，则是一个经历过重大政治失败的军人，对战略眼光和历史判断的认可。
这三个名字，恰好照见了张学良一生最关键的三道关口：从奉系家庭走入军政舞台，从东北沦陷走向西安事变，又从个人命运的困局中重新评估那个时代的政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