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节，贵州省城一场茶话会上，时任贵州军区司令员钟赤兵拄着拐杖走进会场。人群中的一位白发老人盯着他的右腿看了许久，走上前问道：“将军贵姓？这条腿是怎么伤的？”
老人并不知道面前的人是谁，钟赤兵却一眼认出了他。20年前的娄山关战场上，正是这个老人麾下的部队，与红军展开过一场硬仗。
钟赤兵没有摆脸色，反而笑着回答：“我叫钟赤兵，右腿嘛，20年前被你‘借’走了，什么时候还我？”一句玩笑，把茶话会上的气氛从尴尬中拉了出来。
老人名叫王家烈，曾是贵州地方实力派人物，也是黔军“双枪兵”的重要首领。所谓“双枪兵”，并非人人同时使用两支枪，而是当时贵州军队装备杂乱、战斗方式特殊的称呼。1935年，他们在娄山关挡住了红军北上的道路。
那年2月，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抵达桐梓一带，尚未充分休整，便得知第十三团正在娄山关激战。团长谢嵩与政委钟赤兵很快作出决定：部队立即赶往前线，不能让已经投入战斗的兄弟部队孤军支撑。
钟赤兵当时只有21岁，却已经是从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团级干部。他出生于湖南平江县，16岁参加红军，参加过多次战斗。这个年纪并不大，但在当时的红军队伍里，能担任团政委，靠的不是资历，而是实打实的战场表现。
抵达娄山关后，红军部队正遭到黔军反扑。钟赤兵主动要求带一营冲在前面，谢嵩担心他连续行军、几天没有合眼，劝他留下指挥。钟赤兵没有多解释，只说：“阵地要紧，别争了。”
冲锋开始后，钟赤兵带头向前。红军夺回失守阵地，并抢占了制高点。王家烈得知战况后，立即调集援军。敌军人数增加，火力也更密集，山口上的战斗很快变得异常激烈。
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钟赤兵的右腿。警卫员发现鲜血不断涌出，准备把他送往后方，钟赤兵却拒绝撤离。他咬紧牙关，继续留在阵地上指挥，直到红旗插上娄山关，才因失血和伤势倒下。
军医检查后认为，伤腿已经严重感染，必须截肢。可部队正在长征途中，医疗条件十分简陋，手术器械远不齐全。为保住性命，医生只能借用简陋的刀具和锯子完成手术。
一次不够。
术后伤口发炎，医生只得再次处理。由于感染不断向上蔓延，第三次手术后，钟赤兵的右腿从股骨根部以下全部截除。那不是普通的负伤，而是终身残疾。对一名年轻军人来说，打击可想而知。
按照当时的安排，重伤员往往会留在群众家中休养，待条件允许再作打算。彭德怀前来看望时，钟赤兵明确表示，自己不能被留在后方：“就是爬，也要跟着队伍走。”
彭德怀最终安排担架抬着他前进。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专程前去看望。两人早在江西时期便有接触，钟赤兵还曾因作战勇敢获得红星奖章。面对这名失去右腿的年轻干部，毛泽东没有一味安慰，而是用一句玩笑缓解他的沉重心情。
毛泽东说，娄山关应该立块牌子，写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钟赤兵听后脸色发红，屋里的气氛却松了下来。随后，毛泽东建议让他进入中央休养连，接受更妥善的照料。
钟赤兵没有因此离开革命队伍。长征途中，他靠担架完成了行军。抗日战争时期，他赴苏联接受治疗，1945年回国后，转入后勤和军队建设岗位，先后参与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工作以及炮兵部队建设。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一个问题：失去一条腿，并没有让他失去承担重任的资格。1949年后，钟赤兵还受命参与筹建军委民航局，并担任局长。民航工作需要组织、技术、运输和安全保障，丝毫不是“养伤岗位”，而是一项全新的军政任务。
1955年，钟赤兵被授予中将军衔。授衔前一年，他在贵州任职时，才有了茶话会上的那次重逢。王家烈已经不再是当年指挥黔军阻击红军的地方军阀，而成为参与新中国建设的民主人士。
王家烈得知钟赤兵的伤腿与当年部队有关，十分惭愧，请求将军责罚。钟赤兵没有追究旧账，只对他说：“过去的事不说了，往后还要一起把贵州的事情办好。”
这句话并不只是宽容。对钟赤兵而言，娄山关的枪声、三次手术和长征担架，早已属于那场战争本身；而王家烈站在他面前时，身份也已经发生变化。旧日战场上的对手，最终在新的政治秩序中坐到了一张桌子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