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福建沿海的渡海准备正在加紧，解放军将领面对的并不只是海面上的风浪，还有台湾岛内地下组织能否及时发动的问题。台湾能不能顺利解放，既取决于海上作战，也取决于岛内情报、接应和群众工作的成败。
渡江战役结束后，解放台湾被摆上重要议程。1950年5月，中央军委成立负责解放台湾的前线指挥机构，粟裕承担主要指挥工作。部队集结、船只筹备、登陆训练，都在推进之中。
但局势很快出现突变。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原本准备中的军事行动，面临着海峡封锁和东北方向压力，只能暂缓。
这一点广为人知。较少被提到的是，台湾地下党组织在此前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而破坏的关键节点，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并叛变有关。
蔡孝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目睹台湾民众受到压迫，青年时代便走上反帝反殖民道路。1924年，他赴上海大学社会系求学，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台湾青年进步团体。
1926年，蔡孝乾返回台湾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离台后，他在福建漳州一带工作。1932年红军攻占漳州，罗荣桓将他安排到红军政治部，并让他参与编辑《红色战士报》。这段经历，对他后来走进中央苏区影响很大。
在苏区期间，蔡孝乾担任过反帝总同盟负责人，结识任弼时、周恩来、毛泽民等人。1934年，他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并参加长征。作为台湾共产党人中参加并走完长征者，他的革命履历一度相当突出。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担任过野战政治部和敌工部门的职务。抗战胜利后，组织派他秘密返回台湾，担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恢复和发展岛内地下党。
蔡孝乾返台后，台湾省工委发展较快。到1949年前后，党员数量从几十人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并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尝试建立武装力量和交通联络网。表面看，组织声势渐成；实际上，党员审查、保密制度和基层训练并不扎实。
问题还出在工作方式上。地下组织力量尚未稳固，却急于扩大规模、建立武装，部分人员之间联系过密，隐蔽性不足。蔡孝乾本人也逐渐暴露出生活作风和纪律问题，甚至向一些社会人士透露身份，给敌方侦查留下了线索。
1949年7月，基隆中学校长、台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被捕。审讯中，他没有主动供出同志，但一句无意间提到的“老郑”，引起了保密部门注意。“老郑”正是蔡孝乾在地下工作中的化名。
此后，国民党特务沿着供词和关系网追查。1949年10月，地下党员李汾被捕，牵出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陈泽民被捕后，蔡孝乾的住处也被暴露。1949年12月底，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被捕，搜捕范围进一步扩大。
1950年初，蔡孝乾第一次被捕。有关回忆材料称，他曾以购买食物为条件，答应带特务寻找地下组织据点，途中伺机逃脱。躲藏一段时间后，他因生活不适应，在外出就餐时暴露行踪，于1950年3月再次被捕。
这一次，他开始大规模交代组织情况。谷正文后来回忆，蔡孝乾提供的资料，使国民党方面得以迅速清查台湾省工委系统。相关人员被逮捕、审讯和调查者达一千八百多人，地下交通、电台、基层组织受到重创。
有人曾问：“组织已经暴露，为什么还要建立武装？”张志忠的回答很干脆：“地下工作，不能把所有力量一起暴露。”这句话未必是他的原话，却准确点出了台湾省工委失败中的重要教训：力量增长不等于组织成熟，行动激进也不等于具备起义条件。
蔡孝乾的叛变，确实严重破坏了台湾地下党的人员网络和情报体系，使解放军原本可能获得的岛内配合大为削弱。但把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完全归咎于他，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决定军事行动暂停的根本原因，仍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介入，以及海峡作战条件发生变化。
张志忠被捕后拒绝供出同志。蒋经国曾到狱中劝降，他只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后来，吴石、朱枫等人也因地下工作被捕牺牲。与这些人在生死关头的选择相比，蔡孝乾的转变尤其刺眼。
蔡孝乾后来加入国民党，长期从事所谓“匪情研究”，并被授予少将军衔，1982年10月在台湾病逝，终年74岁。一个走过长征、受过中央苏区教育的革命者，最终成为破坏台湾地下组织的重要人物，这段经历也成为台湾隐蔽战线历史中无法绕开的复杂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