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结束访华前，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会谈。该代表团由日本“中道改革联合”宣传委员长、众议员伊佐进一牵头，8月24日至27日在华访问。这也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中日关系降温之后，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首次在华与中方进行党际接触。
从日本媒体披露的信息来看，这次会谈并不轻松。伊佐进一会后也承认，这是一次“艰难的意见交换”。日方在离开北京之前，集中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希望恢复中日青年和文化交流；要求中方尽早释放在华被拘留的日本公民；希望中方在稀土等物项出口管制问题上提高透明度，缓解日本企业面临的供应压力。
但中方的回应非常明确。陆慷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严重困难，症结是清楚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日本政界人士应推动日本当政者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为中日关系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这实际上点出了此次会谈最核心的矛盾：日本代表团希望先解决具体问题，中方强调的则是先处理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根源。
首先看第一个要求，恢复青年、文化等人员交流。这件事本身并不存在太大技术障碍。中日之间的民间渠道也没有完全中断。8月26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会见了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这说明中方并没有关上对话的大门。
但问题在于，人文交流建立在整体政治关系之上。如果日本政府在台湾、历史和安全问题上不断做出消极动作，却希望文化、旅游和青年交流完全不受影响，这种设想并不现实。政治关系持续恶化之后，社会层面的交流自然会受到波及。因此，恢复交流不能只靠中方单方面采取行动。
第二个要求，是日本公民在华被拘问题。对日方来说，这是一个长期关切，也是日本国内政治高度敏感的话题。但从中方立场看，只要案件涉及中国法律，就必须依法处理。国家之间可以进行领事沟通，但司法问题不能简单转化成外交交换条件。也就是说，这一问题能够谈，但不能因为双边关系需要改善，就越过法律程序解决。
真正让日本经济界焦虑的，还是第三个要求，也就是出口管制。今年以来，日本制造业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稀土、稀有金属以及部分两用物项供应变化带来的压力。据日本媒体此前报道，中国对日部分稀土出口一度出现下降。汽车、电子、精密制造等行业高度依赖稳定的原材料供应，一旦审批周期拉长，企业库存与生产安排都将受到冲击。
这也正是日本政界与经济界近期积极寻求对华沟通渠道的原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经济联合会等机构都在筹划新的访华活动。对日本企业而言，中日关系恶化已不再只是外交新闻，而是逐步转化为现实的供应链成本与经营风险。然而，经贸领域的诉求本身无法替代政治层面的纠错。如果根本性的政策分歧未能解决，仅靠行业团体的接触，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双边关系的下行趋势。
不过，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一个关键前提。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属于国家安全和战略管理范畴，中方不可能因为日本企业面临压力，就放弃自身政策原则。尤其是在日本一边强化同美国的安全合作，一边推动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依赖的情况下，中方更不可能把战略资源供应与整体安全环境完全切割开来。
因此，现在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楚。日方希望先恢复交流、解决人员问题、缓解出口管制压力；中方则要求日本政府先正视历史和台湾等原则问题，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双方不是没有沟通需求，而是在改善关系的起点与路径上存在明显分歧。
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会不会把这次议员团带回去的信息转化为政策调整。11月中国将举行APEC峰会，中日高层届时能否实现有效互动，很可能成为下一个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