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8000多块买的75英寸电视，用了3年，挂到回收平台上，系统报价35块。这就是今天中国小偷面对的世界：你家客厅里最大、最沉、看上去最值钱的那件东西，回收市场上只剩这么点价。他得把它从墙上卸下来，抱下六楼，再找到愿意收的人，忙一整晚，为的是这样一件东西。中国的小偷这些年断崖式地少了，原因就藏在这个数里。
很多人把功劳记在满街的摄像头上，这话不算错，可摄像头管的是抓不抓得着，管不了东西还值不值得偷。一个干了几千年的行当说没就没，到底是被人抓垮的，还是自己算不过账来了？
我的看法是后者。把小偷这门营生做黄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治安在变化，还有中国的工厂在起作用。
先说这事有多快。2026年1月，公安部通报2025年的数字：全国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2.8%，创下21世纪以来的新低，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下降21.2%。「21世纪以来的新低」这几个字值得多念一遍，它把过去二十多年整个比了进去。
半年后国新办的发布会上，公安部又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的情况：传统盗抢骗立案30.7万起，比上年同期再少38.9%。一年之内少掉将近四成。最高检那边算的是起诉了多少人：2025年，故意伤害、盗窃这类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犯罪，一年起诉84.6万人，同比下降11%。
这已经不叫治安好转。这是一个行当在退场。
摄像头这一层得先说透，不说透，后面的话就没分量。现行命案破案率99.94%，一百起命案里差不多全破。这个能力是实打实的，摄像头也确实认得出人，今天在城市的公共空间里动手，比过去容易留下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反扒，多半得靠民警在火车站、在公交车上蹲点盯人，一双眼睛盯一片区域，跟现在不是一个底子。
但抓得严只改变了一件事：你干完之后跑不掉。它没有改变另一件事：你干成了，能拿到多少钱。真正决定一个行当生死的，是后面这件。
偷东西的人其实不要东西，他要的是钱。一台电视、一部手机、一辆车，在他手里都只是半成品，得出手才算收入。所以这门生意的命门从来不在你家那把锁上，在他手上那台电视能换回多少钱。
想明白这一层，再回头看这些年贼偷什么，就会发现它一直在变，而且变得很有规律：什么东西好出手、出手价高，就偷什么。
有个证据藏在一部老法规里。1994年，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第九条列出收购站禁止收购的东西，其中一类是「铁路、油田、供电、电信、矿山、水利、测量和城市公用设施专用器材」。
法条专门点这些名字，我把它看成当年这些东西丢得厉害的一个旁证。铁轨扣件、通信电缆、变压器、马路上的窨井盖，一件一件被撬走、剪断、抬走，拉到废品收购站，按废铜废铁称斤论两。上年纪的人应该都还记得，有那么些年，路上冷不丁就少个井盖，晚上骑车得躲着走。
那部办法真正要摁住的，是收货的人。它规定收购生产性废旧金属时，要查验出售单位的证明，把经办人的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还有物品的名称、数量、规格、新旧程度一条条登记下来；发现是赃物或者像赃物的，得立即报告公安机关。一头是贼，一头是收货的，法规选择摁住后面这头。
这个选择很聪明。抓贼要靠碰上，管收购站只要管住那些有名有姓的门面。收货的人一旦要登记身份证、要留记录、要为收赃担责，赃物的出手价照我看就得往下塌——本来就是称斤卖的东西，多一道风险，价钱只会再压一截。等到收赃这一环不好走，撬井盖的人自己就算得出来：这一夜不值得。
同样的道理，后来在别的东西上又演了一遍。只不过这一次动手的是流水线。
2025年一年，中国规模以上工厂造出2亿台彩色电视机、15.4亿部手机、2.67亿台空调、1.09亿台电冰箱。15.4亿部手机是什么概念？平摊下来，全国每人一年一部还有富余。
东西造得越多，旧的越不值钱。65英寸的 Mini LED 电视，3年时间均价从8000块掉到4000块。新的都只要4000了，3年前那台旧的还能卖给谁去。于是就有了开头那35块。
这事得倒过来想才明白。上世纪八十年代偷一辆自行车是划算买卖，那时候买车要票，一辆二手车不愁出手，价格还硬。到九十年代、两千年前后，偷手机、偷笔记本也是好生意，那时候一部手机是件贵重物件，二手市场照单全收。现在呢？你把一辆能骑的单车推回家，多半还嫌它占地方。
这几十年里人性没什么长进，是东西本身变了。
工厂并没有打算跟小偷过不去。它们只是在彼此的竞争里把成本一遍遍往下压，把产能一轮轮往上堆。结果这门营生赖以为生的那笔收入，被顺手抹掉了。
赃物这一头塌了，另一头断得更干净：钱不在人身上了。2025年光是银行处理的移动支付就有2314亿笔，非银行支付机构的网络支付1.3万亿笔。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做过用户调查，每天都用移动支付的人占到85%。这不是说社会上没现金了，现金还在，只是不在你口袋里。扒手这一行靠的就是人身上带着钱，这批原料没了。
四十岁往上的人，多半记得挤绿皮车是什么阵仗。钱分成三份，一份缝在内衣兜里，一份塞进鞋垫底下，手还得一路按着包，快到站那一段最紧张，谁碰你一下都要回头看。现在出门带两百块现金，自己都嫌硌得慌。
还搬得动、还有点残值的大件，最后就剩电动自行车了。这一块也在被堵。2025年9月1日起实施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把北斗定位、通信和动态安全监测写进了强制条款。装了并且留着模块的车，停在哪、有没有被挪动，后台是有数的。全国电动两轮车保有量4.5亿辆，这批车会一年一年换成新国标车。手机就更早了，丢了能远程锁死，锁上就是一块板砖。
这里还有一层反过来的意思。给一辆两三千块的电动车装上定位和通信模块，这件事本身也是被中国制造摁下来的成本。放在十年前，这套东西多半装不起，硬装上去车也卖不动。做便宜电视和手机的是这批工厂，把定位模块、摄像头做到连电动车和普通人家的门铃都用得起的，还是这批工厂。防盗这件事，是从两头一起收口的。
法律那一头的算法，跟小偷的算法也不是一套。按两高的司法解释，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是1000元到3000元，各省在这个幅度里定本地的线；再往上，3万到10万是「数额巨大」。而一件东西到底算多少钱，看的是有效价格证明，或者委托估价机构估，不是看他最后卖了多少。
东西不值钱，这两头会一起往下走：他能拿到的钱少了，够不够得着入罪线也难说了。但两头下沉的速度不一样。收益可以掉到几十块，风险掉不到零——撬一次门要花时间，要冒被认出来的可能，真被抓着一回就是案底。为了几十块钱搏这个，会算数的人都不干。
有人可能会说，东西便宜是全世界的事，凭什么中国的小偷单独绝迹。这就得拿别处对照一下。
伦敦也是个工业社会，满大街同样是智能手机，但伦敦市长办公室2026年2月公布的数字是：2024年全市被偷手机8.1万部，2025年降到7.1万部。降是降了，绝对量仍然摆在那儿。在那边，手机显然还值得偷。
伦敦街上的手机不是什么稀罕物，摄像头也不是没有。差别在于，中国是把变现这一环的三条腿几乎同时锯了：新机太多太便宜，旧的卖不上价；钱进了手机里，人身上不带；车和手机自己联着网，一动后台就知道。少锯一条，这门生意都还能勉强撑着；三条一起锯，账就再也算不平了。
让一样东西不值钱，比看住它更管用。
我们过去习惯把治安当成一件管理的事：装更多摄像头，派更多警力，设更多卡口。这些当然有用，前面那个99.94%就是证明。但真正把小偷这行从收入端抽空的，是另一批人——广东、江苏、山东那些工厂里干活的人。一年十几亿台电视、手机、空调造出来，价格一轮一轮往下打。他们没想过要管治安，只是把东西造得又多又便宜。结果是一门存在了几千年、抓了几千年也没抓绝的营生，账算不过来了。
还得再往深里说一层。小偷变少，不能理解成人心突然变好了。人还是那些人，是可偷的东西没了。
一个普通家庭最值钱的部分，今天已经不在客厅里、不在抽屉里，甚至不在保险柜里。它在一串账号、一个密码、一张社保卡、一本房产证的登记信息里。这些东西撬不走、抱不动，也没法称斤卖。财富换了一种存在形式，能对它下手的方式自然也跟着换。2025年最高检起诉电信网络诈骗近6.9万人，这条线上的案子并不少，而它对着的，正是钱现在待的地方。
这话得说全。小偷没有绝迹，监控盲区里铅酸电瓶还在丢，人挤人的场合手机还是有人摸。顺手牵羊那种小活基本没了，剩下还能挣到钱的路子，代价都要大得多。
但对普通人来说，有件事确实变了。四五十岁往上的人，多半还记得家里第一次装防盗窗是哪一年，记得自行车要上两把锁，记得出趟远门要把钱分开藏。这些习惯后来是怎么没的，很少有人讲得清楚。它不是哪天被谁宣布取消的，是有一天你发现，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