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还挂着爷爷的遗像，律师已经念完了遗嘱。

堂弟蒋子恒拿走了公司六成股份和三套房子，我只分到城西老街一间老厂房。

叔叔笑着招呼大家坐下喝茶，有人低声说“女孩子拿间房子已经可以了”。

我没吭声，上楼收拾行李。

拉开床头柜，看见爷爷生前叠得整整齐齐的中山装，我看了两秒，关上了柜门。

楼下喇叭又响了一声，我提上箱子往外走，刚到大门口，曹秘书从巷子口追上来，手里攥着一个牛皮纸袋，喘着气说：“先别走，董事长还有一份文件，单独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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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爷爷头七刚过，客厅里还飘着纸灰的气味。

律师坐在八仙桌旁边，眼镜架在鼻梁上，念遗嘱念了快二十分钟。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那是个风口，冷风一阵一阵灌进来，吹得后脖颈发凉。

堂弟蒋子恒坐在正中间，叔叔坐在他旁边，手搭在椅背上，表情松弛得像是来喝茶的。

律师念到“公司六成股份及城西两套房产归蒋子恒所有”的时候，叔叔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慢悠悠喝了一口。

堂弟倒是有点局促，低头搓着手指头，没敢看任何人。

我拿到的是城西老街58号的一间老厂房。律师念完，屋里安静了一阵。三姑六婆们交换着眼色，谁也没先开口。

“好，挺好。”叔叔放下茶杯，拍了拍堂弟的肩膀，“子恒，跟你爷爷磕个头，谢一声。”

堂弟站起来，走过去跪在蒲团上，对着爷爷的遗像磕了三个头。我也该磕的，心里这么想着，但腿像是灌了铅，怎么都抬不起来。

有人小声嘀咕：“女孩子拿间房子，也可以了，街面房呢。”

我没接话，转身往楼上走。

楼梯口遇着奶奶，她手里捏着一条手帕，看着我想说什么，嘴唇动了两下，最后只把手帕往我手里塞。

我没接，侧了侧身，上去了。

父亲的房间在二楼走廊尽头，门一直锁着，钥匙一直由我保管。

爷爷生前说过，“那间屋留着，不用动。”我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樟脑丸的陈味扑面而来，混着灰尘和旧纸张的气息，像是时间被关在这个地方许久没晒过太阳。

屋里陈设很简单，一张木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

桌上有一只铁皮盒子，锈迹斑斑，盖子上压着一块玻璃镇纸。

我走过去，拿开镇纸，打开铁皮盒盖，里面是一沓旧照片、一支笔帽松动的钢笔，还有一本封皮发黄的账本。

账本是手工装订的，牛皮纸封面，上面写着“1996年7月—1997年6月”。

我翻开第一页，看到父亲的字迹。

他写字的习惯很特别，数字“7”中间永远带着一横。

这本账本记的是公司那几年的采购流水，数字密密麻麻的，纸张边缘有些已经脆裂，轻轻一翻就会掉渣。

床脚立着一只旧皮箱，我放倒，搭扣“啪嗒”一声弹开。

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件旧衣服，最底下压着一只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父亲和爷爷的合影。

两人站在工厂门口，父亲年轻，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小臂，脸上带着笑。

爷爷也年轻，站在他旁边，一只手搭在他肩上，表情严肃，但嘴角是上翘的。

这是我能想起的、父亲为数不多的笑脸。我盯着照片看了很久，窗外落了些雨，淅淅沥沥打在玻璃上。

楼下传来说话声，叔叔的声音拔得有些高，在说堂弟接手后要请个经理人。堂弟的声音低低的，像是在应和。

我合上铁皮盒的盖子，把相框放回原处。这间屋子住了二十多年的人，留下的东西，就这些了。

黄昏的时候，屋里渐渐暗下来。

我没开灯，坐在父亲床边，手搭在那只铁皮盒盖上。

窗外那棵老槐树还在，枝叶遮了半边窗。

小时候父亲跟我说，这棵树是他上小学那年种的，一转眼几十年了。

“姑娘。”门口有人喊了一声。

我回头，是曹秘书。

他站在门外，手里端着半碗饭，碗沿搭着一双筷子，站在走廊的灯影里，笑着朝我点了点头。

我起身走过去，接过碗，是半碗蛋炒饭。

曹秘书没有要走的意思。他看着屋里那几件旧物，沉默了一会儿，压低了声音：“明天早晨，不要急着走。”

“明天早晨的车票都订了。”我扒了一口饭，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句。

“再等一等。”曹秘书没有多解释，只是看着我，像是要把什么话说透又咽回去了。

“为什么？”

他顿了顿：“董事长还有东西留下，叮嘱我一定交到你手里。”

我嚼着饭粒，没再追问他。他那双眼睛下面泛青，这几天想必也没睡好。

那天夜里，我住在父亲以前的房间。雨下了一夜，噼里啪啦地敲着屋顶的瓦片。我躺在他的床上，听着雨声。

一闭上眼，眼前就浮现那个画面。

爷爷的手掌落下去，又脆又响。

父亲的半边脸当场红了起来，他站着没动，也没有去捂脸，握着的拳头一点点松开。

他走出门的时候没有回头。

第二天天亮，堂弟来了。

02

堂弟站在门口，脚边的地上一片湿印子。

“姐。”他喊了一声，声音有点发虚，“叔说这间屋……要我收拾收拾。”

我看着他一双眼睛，他躲开了。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就那么干站着。

我靠在门框上，没有让开的意思：“哪个叔？”

“我爸。”堂弟的声音更低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堂弟站了一会儿，大约是觉得尴尬，又补了一句：“就是、收拾一下，没说急，你慢慢弄。”

“回头我自己搬。”我说。

堂弟哦了一声，绕过我，在走廊里站着，像是在等什么。屋里被我收出来的几只纸箱码在墙角，他瞄了几眼没有说话。

过了半晌，他又开口：“姐，爷爷那间书房里有些旧东西，你要不要挑几样带走？”

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闪烁，像是在试探什么。我没接话。

他站了片刻，下楼去了。脚步声在楼梯里一截比一截低。

下午奶奶上楼来，端着一碗汤圆，碗沿上还搁着一双干净筷子。她把碗放在桌上，看了看我装好的箱子，眼圈有些红。

“你爸走得那年，连个招呼都没打。”奶奶坐在床头，声音慢吞吞的。

我舀了一个汤圆咬了一口，芝麻馅太甜，甜得发齁。

我没接她的话。

奶奶坐了一会儿，见我不吭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放在桌角，用胶带缠着，“拿着，走远了用得着。”

“我不要，奶奶。”我把碗放下，把存折推回去。

她顿了顿，又推过来，我硬着心肠又推了回去。

她张了张嘴，最终没说出什么来，走了。

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我别过脸，假装在收拾东西，听见她的脚步声一阶一阶地下楼。

那碗汤圆我最后也没吃完，搁在桌上，慢慢冷了下去。

我坐在床边，腿上是父亲的旧照片。

照片里他站在工厂门口，白衬衫的领口翻着，那个年代流行的那种。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他也常穿那件衬衫，领口洗得发白。

晚上，我打开手机订高铁票。订完票，把手机扣在桌上。窗外的雨还在下，没有要停的样子。

我摸了摸铁皮盒盖，又把手收回来。爷爷的东西都在楼下那间堂屋里，我想去看看，又不想去。

堂屋里那张遗像，眼睛直直地望过来，望得人心里发闷。

后来我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做了个梦，梦里是个大晴天，父亲站在老厂房的门口朝我招手。

他穿着那件白衬衫，风把衣角吹得飘起来。

我想走过去，怎么走都走不到，脚下的路越来越软，像是踩在烂泥里。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透，窗玻璃上一层水汽。

我坐起身，听见楼下有人拿着扫帚“哗啦哗啦”地扫地，一时听不出是谁。

等我下了楼才发现，是曹秘书，穿着一件灰色的旧雨衣，正扫着院子里落了一地的那几片落叶。

看见我下了楼，他停下来，握着扫帚柄看着我，说：“这么早就醒啦。”

“曹叔。”我喊了一声，“你昨天说的，那东西在哪里？”

曹秘书放下扫帚，擦着手走进堂屋，从怀里摸出一个牛皮纸袋来。纸袋没封口，边缘磨得发毛了，看得出被人反复摸过许多次。

他递过来，我没有马上接。

“爷爷什么时候给你的？”

“上个月，董事长进医院的头一天。”曹秘书把纸袋又朝我这边递了递，“他说，等你真的生气走了，再把这个给你。”

我坐在门槛上，雨刚停了，院子里的水泥地面泛着潮气。我从纸袋里抽出一封对折的短信，没封口，里面是一把黄铜钥匙，和一页纸的复印件。

钥匙的齿纹磨得锃亮，看得出用了很多年。那页纸是张房产证的复印件，房主一栏写的是我的名字。地址是城西老街58号。

短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不像爷爷平时写的字。他生病后期手抖得厉害，笔划用力不均，但还是能认得出那几句话：“丫头，58号那间房子，是你爸豁出去也要护住的地方。去看看。房本原件在书房暗格里，钥匙在铁皮盒底层。”

纸页到这儿就完了。

我盯着那几行字，心里头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钥匙在手里沉甸甸的，黄铜的，那种老式挂锁用的。

我翻来覆去看了看，又落回那页纸上的那句话：“你爸豁出去也要护住的地方。”

父亲年轻时就在城西老街的作坊里干活。

那个地方我几乎没有去过。

爷爷生前也没有提过它，只有几次偶然听他管家里的旧账时提起过一嘴：“老作坊，早没了。”

我抬眼看向曹秘书：“爷爷有没有说，房本为什么写我的名字？”

曹秘书摇了摇头。他站在廊下，脸上的皱纹在晨光里刻得很深：“董事长没有多说。只交代了一句话：‘晓菲看了，自然会懂。’”

我握着那把钥匙，手心里有点发汗。远处城西的方向，天色开始泛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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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原本订的高铁票是上午九点四十的。

天刚亮的时候我改了主意。

退了票，把行李箱留在了门口，拎着一只布袋子下了楼。

布袋子里装着父亲的铁皮盒、那本旧账本和爷爷留下的那只牛皮纸袋。

院子里，叔叔正带着两个人在角落里比比划划。

走近了才听出来，他们在商量老厂房那片怎么处置。

中介手里拿着一张图纸，叔叔用指尖点着老厂房的位置：“先拆，拆完了再谈。”

他抬头看见我，嘴角动了动，高声打招呼：“丫头这是要走了？”

我嗯了一声，没有多说的打算。叔叔却像是被什么事提起了兴致，迈了几步过来：“那间厂房的事，我回头找时间跟你谈谈。”

“谈什么？”我站住脚。

“老房子了，不值钱，拆了也麻烦，不如趁早转出去。”叔叔的语气轻飘飘的，像是在说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回头我找个人去看看，给你出个价。”

我没接腔，拎着布袋子往外走。他大概当我是默许了，在后面又补了一句：“放心，不会亏了你。”

走到巷口，一辆黑色轿车靠边停在电线杆下。

曹秘书站在车头前，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看见我出来，把烟收进了口袋，拉开车门：“上车吧，我送你一段。”

我没客气。坐进后座，车门关上的一瞬间，周围的嘈杂都挡在了外面。曹秘书发动车子，缓缓驶出巷子，在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

“去城西？”他问。

我没有说话，手里攥着那把黄铜钥匙。

曹秘书没再问，把方向盘往右打了半圈。

汽车过了两个红绿灯，拐上一条旧马路。

路两边梧桐叶落了一地，有环卫工人正慢悠悠地扫着。

城西老街不算远，但很多年没有翻修过。

两边的墙面斑驳得看不出原色，有些地方的红砖露在外面，像一块块干了的疤。

开进老街口，路面窄了，路边停着几辆运货的卡车。

曹秘书把车子停在巷子口，熄了火。

我坐在后座没有动，透过车窗看向那排旧房子。

巷子深处有一扇铁门，看得出以前刷过绿漆，现在锈得只剩几块斑斑驳驳的绿色。

门上挂着一把老式挂锁，锁头被雨水锈得发黑。

我低头看看手里的钥匙。

齿纹粗大，正配这种老锁。

车门开了，我下车。

走到那扇铁门前，脚尖踩在路面的积水里，水花溅上裤脚，凉津津的。

我捏着钥匙，对准锁孔，插了进去。

“咔哒。”锁芯转了一圈，开了。

推开门的时候，门轴发出一阵刺耳的“嘎吱”声，像是牙齿酸了。

屋里很暗，空气里满是发霉的潮气和铁锈味。

我站着没动，让眼睛先适应了好一会儿。

曹秘书跟在我身后，手里拿着手电筒，光束在屋里扫了一圈。

这间屋子不算大，进门是一间大堂，靠墙摆着一张旧藤椅，椅面上有一个人形的压痕，看得出坐了挺长久了。

藤椅旁边一张木茶几，上面放着一只搪瓷杯，杯口掉了好几块瓷，露出的深褐色铁底。

大堂尽头有一间厢房，木板门半掩着。

我推开门，里面更暗，一股强烈的灰尘味扑鼻而来，呛得我连咳了好几声。

曹秘书的手电光扫进去，我看见了靠墙角的一张老式木桌，桌上摊着一本书，封皮上积了一层灰。

我走过去，把书拿起来。是一本工作笔记本，黑色硬皮封面上印着“蒋氏建材”四个字。打开封面，第一页上的字迹我认得，是父亲写的。

“1996年7月，采购，水泥，八百袋。”

一页一页翻下去，全是采购记录。日期、品名、数量、金额，一笔一笔都记着，数字写得工工整整，像是记账的人对每一笔都很认真。

我翻到中间某一页的时候，动作停住了。那页纸上夹着一张照片，边缘已经泛黄。照片上是我的脸，十六七岁，穿着高中校服，站在学校的操场上。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笔迹是爷爷的：“孙女晓菲。”

我拿着那张照片，站在原地愣了好一会儿。曹秘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来：“这本账本，是你爸离开公司前最后经手的东西。”

曹秘书低声说了下去，慢慢把我不知道的那些事，一句一句捡了起来。

父亲当年在采购部门，经手的账目和资金流水都要经过他手里过一道。

叔叔那时候说服他在账目上做点手脚，开始父亲不肯，后来架不住叔叔几次三番地劝。

做了那一笔之后，父亲就后悔了，想要把账目改回来，却被叔叔抢先一步把证据握在了手里。

爷爷最终在股东面前拍下账本，当众打了父亲一巴掌，那一记巴掌，打断了父子俩二十多年的话。

爷爷后来查清了真相，但公司正要扩建谈融资，如果翻案，股东的信心一落千丈，当年那些等着发工资的工人，连年都过不去。爷爷把话咽了下去。

再后来，这边的老作坊要改成原料仓库。

叔叔做主，要把厂房地皮一起卖掉。

爷爷不声不响地，以个人名义把地皮买了回来。

当时谁也没多想，只当爷爷想留个念想。

爷爷最后一次来这间厂房，是进医院前的一个月。

曹秘书说，那一天爷爷在藤椅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到黄昏才起身。

走的时候摸了摸那张木桌，说了句：“屋里头的东西，都不要动。”

我缓缓蹲下去，把手电筒放在地上。灯光照亮了墙角：角落里摆着一双旧布鞋，鞋底磨得几乎只剩薄薄一层。那尺寸，是父亲的脚码。

04

那本黑色硬皮的账本，我翻了一整夜。

我坐在老厂房的木桌前，桌上摊开着从父亲旧铁盒里找到的账本和爷爷留下的账本，两张表一比，差异渐渐浮出水面。

父亲的记录里，有几笔采购的单价和数量，与爷爷账本里对不上。

采购买了一千袋水泥，入账的却只有八百袋，差价两万多块。

钢筋买了二十吨，入账的只有十五吨，又有一笔将近五万块的缺口。

我用手机的计算器一笔一笔敲，前后一合，小半年就差了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在那个年代不是小数目。

我再把爷爷那几年留存的往来单据对照着看，有几张原始凭证的复写件被折得齐整，夹在账本的最后几页里。

纸张已经发脆，边缘碎成渣，但上面的红章和签名都还清晰。

第二天一早，我把全部数据整理成一套对比表。

窗外的光还暗着，灰蒙蒙的一片，屋里昏黄的灯照着桌上的纸页。

我揉着眼眶，又从头核对了一遍。

数字没有错，账面上缺的，就是叔叔经手的那几条线。

爷爷的账本里夹着一页便签，纸条上的字是爷爷的笔迹，写着：“留底。”就两个字，没有更多的解释。

我把那页便签翻过来，背面什么也没写。

但我在那一瞬间明白了一件事：父亲当年修改过的那一页采购单，确实是叔叔授意的。

父亲做了，后来又后悔了，想要修正，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曹秘书站在窗边，看着窗外老街慢慢亮起来的天色。

他没有回头，声音淡淡的：“董事长心里一直梗着一根刺。”他顿了一下，“这根刺，到去世都没有拔出来。”

我坐在桌边，面前摊着那些旧账页，手边搁着那把黄铜钥匙。

我在想，爷爷把钥匙留给我的时候，他在想什么。

他拄着拐杖走到这间旧作坊里，坐在藤椅上，看着墙角的旧布鞋，他想了些什么。

傍晚的时候，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对方说是叔叔找的中介，问老厂房那套房子有没有意向出手。

说是按照周围拆迁评估价，可以给到一百五十万。

我说不出手，然后就挂了。

挂了电话没两分钟，叔叔的微信消息追了过来：“丫头，那厂房留着不值钱，拆了更糟，趁开发商有兴趣，趁早卖掉得了。”我没有回他。

他又发了一条：“你堂弟那边还要用钱，你当姐姐的，也得帮衬帮衬。”

我看完就把手机倒扣在桌上。他不说我倒忘了，那间厂房在法律上写的是我的名字，他一百五十万想来捡这个漏，算盘打得真响。

吃过晚饭，天色彻底暗了。

我打开那本旧账本，翻到中间某一页，又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只有一行字，是父亲写的，墨痕很重，像是下笔的时候犹豫了很久：“有笔账，我记下了，来日再说。”

那一行字底下，再没有别的。

我合上账本，把黄铜钥匙挂回脖子上，钥匙贴着锁骨，凉丝丝的。

我翻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喂，曹叔。我明天想回一趟旧宅。”

电话那头的曹秘书沉默了几秒：“去看你奶奶？”

“不是。”我说，“我想去查一样东西。”

我放下手机，窗外的老街已经黑透了，远处的路灯亮着一盏昏黄的光，照着潮湿的路面。

那把黄铜钥匙还贴着皮肤，冰凉的，像是爷爷在冥冥之中还在看着我，等着我去看看他留下的东西到底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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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旧宅。

院子里静悄悄的。堂屋里没人，东厢房的帘子紧拉着。我径直上了楼，走到爷爷的书房门前。

书房的确挂着锁，一把老式铜锁，锁芯比我自己住的那间房的锁还紧些，但拦不住我了。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把小钥匙。

那不是开老厂房挂锁的钥匙，是另一把，在牛皮纸袋底部的夹层里藏着的。

爷爷留了它，一定有他的道理。

锁芯转开的时候发出“咔哒”一声脆响，像是这间屋子很久没有被人打开过。

我推开门，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在书桌上。

书房不大，四面墙都顶着书柜，桌上摊着一叠纸页，桌上还有一只旧笔筒，插着几支用剩的圆珠笔。

我按了按桌面，没有灰尘。

窗户是关紧的，屋里很干燥。

我蹲下来，伸手探进书桌右侧的柜子里。

柜子里空空的，只有一只旧皮箱。

拉出皮箱，打开洋扣，里面摊着几摞文件。

最上面的一页，是房产证。

翻到首页，房主那一栏写着“蒋晓菲”。

登记日期，是爷爷进手术室的前一天。

我盯着那行日期，指尖在纸页上划了一下，微微发颤。

房产证下面夹着一页纸，用回形针别着，上面是爷爷的字迹，还是病中那副歪歪扭扭的笔法：“晓菲的。谁也不许动。”

那五个字像是石头，压在胸口沉甸甸的。

我坐在爷爷的椅子上，把房产证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放回皮箱里。

皮箱最底下，还有一张存单。

存单的户名是父亲的名字，金额不大，年份却很久。

存单背面有字，字体是爷爷的，写的是一串年月日，后面跟了一行小字：“往城西找。”

我攥着存单，心里头忽然涌上一个念头。

我拉开书桌抽屉。

抽屉里东西不多，最上面是一张纸，折了两折，纸边发毛，看得出翻过许多遍。

展开一看，还是爷爷的字迹，但笔划比上一张从容些，应该是病前写的：“子恒接手公司，未必是坏事。他得自己看一眼家里的账，才挑得起这个担子。”

我顿住了。

那张纸下面还有一张，是爷爷写给堂弟的信，没封口。

信的内容不多，大意是让他好好学管公司，有什么事多问问曹叔，多问问奶奶。

“家里的账，不能糊涂一辈子。”信末又添了一句：“你有你爸的性子，但不要走你爸的路。”

这句话我看不太懂，收了信纸，又看了一遍。堂弟的爸爸，是叔叔。叔叔的性子怎么了？爷爷想让堂弟别走叔叔的老路。

我把信纸夹回抽屉里，合上柜门。

下楼的时候，堂弟正站在院子里。

他手里夹着一根烟，没点着，见我下来，愣了一下，然后把烟收进兜里。

“姐。”他叫了一声，声音有些哑，像是刚睡醒，“你回来了，奶奶在后院。”

我看着他。他站在那儿，比遗嘱那天清瘦了些，眼睛底下挂着青。我低头想绕过去，他忽然开了口：“姐，你查到什么了？”

我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他，他的目光没有躲。几天不见，他像是变了个人。

“爷爷留了东西给我。”我说。

堂弟沉默了一下：“我知道。爸后来不肯提，但我猜到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脚：“爷爷进手术室那天，是我陪的床。他说了一句：‘给你姐的东西，别弄丢。那是她爸的根。’”

我没有说话，站在台阶下，风从院子那头吹过来，卷了几片落叶。

堂弟又说：“姐，爸做的那些事，我前几天翻公司账本，都看明白了。”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但是忍住了，没有掉下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要查，我帮你。”

我看着他，心里那些又冷又硬的东西，像是被什么轻轻撬动了一角。我嗯了一声。

06

第三天，我带着整理好的账目回了旧宅。

白天我让堂弟先把叔叔叫了过来。

堂弟打了电话，只说有急事，请他来一趟。

叔叔到了，一进门还笑着，手里转着车钥匙，穿一件熨得平整的外套，模样收拾得精神。

他看见堂弟站在院子里，又看见我从堂屋门口出来，脸上的笑慢慢收了些。

“这是干嘛啊，一家人还正儿八经的？”叔叔的口气听上去还是松快的。

我没跟他绕弯子。我把父亲的那本账本和爷爷留下的记录摊开在八仙桌上，指给他看：“叔，你看看这些账，对得上不？”

叔叔扫了一眼，脸上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他伸手翻了翻，指尖在纸页上捻了两下，然后把账本一推，靠回椅背上：“陈年旧账了，谁还记得清。”

“记得清记不清，数字在这里。”我点了点那页采购单的复写件，“1997年3月，采购水泥一千二百袋，账上只入账八百袋。”

叔叔嗤了一声：“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笔迹是不是你爸的还不一定呢。”

他知道父亲出走了，知道他客死异乡，知道他再也不能来对质了。

他知道那是一笔烂账，烂到谁也说不清。

但他忘了一件事，爷爷是记账的人。

账本上不只有父亲的笔迹，还有爷爷的批注。

我翻到账本最后一页，那页上有一行极窄的字，是批注：“1997年3月，采购单有出入，待查。”

爷爷的笔迹，端正，清楚。叔叔的脸色变了一瞬，但很快又稳住了：“你爷爷那是老糊涂了，他后来记性不好，你不知道啊？”

我看着他，心里头那口气堵在胸口。

但我知道，光凭这句话，还不够。

我拉开布袋，从最底层取出牛皮纸袋里夹着的另一页纸，递到他面前：“这个，你认不认得？”

叔叔低头，眼皮跳了一下。

那页纸的右上角印着一只椭圆形的章，章上的字有些模糊，但能看清是“蒋氏建材财务专用章”。

纸上的内容是一笔转账审批单，落款处有两个签名，一个是财务的，一个是叔叔的。

日期是1997年4月。

“这张审批单，爷爷留着的。”我说，“上面有你签字的那笔账，正好和采购单差额对得上。”

这是爷爷在病床上写下的便签里提到的东西。

他进手术室前，把最后一点东西交给了曹秘书：这页审批单的复印件。

复印纸已经发黄了，但字迹和印章都还能看清。

叔叔盯着那页纸，握着手里的车钥匙，半晌没吭声。

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的钟。

过了好一会儿，他慢慢把纸往桌上一放：“这事过去多少年了，你翻出来也没什么用。公司现在的事，和当年这些旧账，没有关系。”

“公司现在是没什么用了。”我把另一叠纸放在他面前，“叔，你看看这些。”

那是从公司财务那边复印出来的近三年的报表。

叔叔这几年已经把公司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几乎所有能抵押的资产都抵押完了。

账面亏损一年比一年大，银行担保和欠款加起来，比公司的实际资产高出几倍。

“堂弟手里那六成股份，是压着一个空壳公司外加一屁股债。”我说，“这摊子，他接不住。”

叔叔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变得低沉：“你想怎么样？”

“账面上的坑，你得想办法填上。”我说，“公司留下的债务和欠款，你得清。”

叔叔“哈”了一声，站起来，手掌拍在桌面上：“你一个丫头片子，拿着几页旧纸就想来跟我算总账？你懂个屁，这公司是怎么撑到今天的？是我撑着！你爸早跑了，你爷爷老了，这些年是谁在打理公司？是我！”

他声音很大，院子里都有回音。堂弟站在门口，脸色发白。叔叔指着我：“那间破厂房，我不跟你争。公司的账，你少插手。”

我看着他，没有后退。

我从布袋子里掏出最后一样东西。

一只旧铁盒，铁盒上满是锈。

我没有说话，把铁盒放在八仙桌上。

叔叔的目光落在铁盒上，先是疑惑，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眼底闪过一瞬慌乱。

我打开铁盒的盖子。

里面是一沓票据，每一张都泛黄，纸张边缘卷起，有些已经发脆断裂。

但上面的字还能看：日期、金额、经办人签字。

年份从1997年一直到2003年，那几年叔叔经手的每一笔转售，都记录在册。

每一张票据的右下角，都有一行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