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冷空气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连带着写字楼里的中央空调都仿佛失去了效力。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整层楼的灯光已经灭了大半，只有我和苏晴的工位还亮着两块惨白的电脑屏幕。

我揉了满是红血丝的眼睛，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口气。外卖盒里是早就冷透的干炒牛河，泛着一层油腻的冷光。我转过头，看向隔着一个过道的苏晴。她正死死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报表，眉头微皱，键盘敲得劈啪作响。

我们今年都三十二岁，在这个号称“三十五岁是道坎”的行业里，大家都像是被上了发条的机器，不敢停，也不能停。我和苏晴进公司的时间差不多。在外人眼里，我们都是那种“大龄单身优质青年”——工作稳定，收入尚可，情绪稳定，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卸下职场精英的伪装后，骨子里透着多大的疲惫。

“苏晴，别敲了，再敲键盘都要冒火星了。”我伸了个懒腰，半开玩笑地打破了办公室里的死寂。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转过头看我，眼睛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倦意。她那天没化妆，黑眼圈有些明显，平日里那种干练的女强人气场消散了不少，反而透出一种难得的柔弱。

“这组数据明天开会要用，我能怎么办？你以为谁都像你，做完PPT就能心安理得地吃冷饭？”她声音沙哑，带着点鼻音。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一阵莫名的心酸，或者说，是一种同病相怜的孤独感。我们就像是两座孤岛，在汹涌的城市浪潮里各自苦苦支撑。前几天，我还听她在茶水间里压低声音跟家里人打电话，似乎是在拒绝又一次的相亲安排。

那种疲惫到了极点的感觉突然攥住了我，我鬼使神差地开了个口。

“苏晴，你看咱俩相亲都相不到合适的，要不，咱俩凑合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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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说出口的瞬间，我其实是带着几分自嘲和玩笑的。成年人之间的玩笑，往往是用来掩饰真心的试探，或者是为了消解尴尬的润滑剂。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翻个白眼，然后骂我一句“想得美”或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但她没有。

苏晴把手从键盘上拿下来，缓缓转动椅子，整个人面向我。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有些发毛。她就这么看了我足足有半分钟，久到我几乎要为自己的轻浮道歉时，她终于开口了。

“行啊。”她的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我愣住了，心跳漏了半拍，准备好的打圆场的话卡在喉咙里。

“不过，”她看着我的眼睛，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思，“你得先陪我去个地方。去完之后，如果你还觉得能凑合，我们就试试。”

那个周末的早晨，天阴沉沉的，似乎酝酿着一场冷雨。按照苏晴发来的定位，我开着车，在城市的早高峰里缓慢穿行，最后驶上了通往郊区的高速公路。

一路上，车里的气氛有些微妙。苏晴坐在副驾驶上，穿着一件简单的灰色连帽卫衣，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风景，一言不发。我放了点轻缓的音乐，试图让气氛没那么紧绷。

“我们这是去哪？”我握着方向盘，终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这已经是远离市区七八十公里的地方了，道路两旁的建筑越来越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农田和光秃秃的树林。

“快到了，前面那个路口下高速。”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指了指前面的指示牌。

车子下了高速后，又在有些颠簸的县道上开了大约二十分钟，最后停在了一扇生锈的铁门前。院墙很高，墙头上甚至还有些破败的玻璃碴，但院子里打扫得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