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支队伍已经被打散。此前，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留下的地方武装独自承担着坚持斗争的任务。敌我力量悬殊，交通联络中断，熟悉的道路也布满了保安团和地方武装。
更棘手的是，队伍内部出现了动摇。有人擅自带队投敌，有人失去联系，原本的组织体系几乎被打碎。杨道明身边只剩下少数同志，继续向赣东北转移，等于把目标直接送到敌人的搜捕网中。
他没有选择硬闯。
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杨道明与钟循仁来到一座偏僻山寺。寺院远离村镇，进出要经过山路，外界很少有人留意。住持品香法师看出两人并非普通农民，却没有立即收留，只让他们暂住观察。
这一步，关系到生死。
杨道明很少谈自己的来历，平日只做杂务，言语谨慎，遇到香客也不主动攀谈。品香法师观察了两个多月，确认他们没有给寺院招来麻烦的举动，才逐渐放下戒心。
1935年8月2日，杨道明剃度出家，法号馨扬。钟循仁也在寺中隐姓埋名。至此，一个红军高级干部从公开身份中消失，地方上只知道寺里多了两名新僧人。
有意思的是，杨道明并没有把出家当成逃避。正式剃度后，他才向品香法师说明真实身份。住持听完沉默良久，只说：“既然是为百姓走到这一步，寺门可以留你。”
这句话，或许解释了杨道明后来几十年的选择。
杨道明出生于1910年，江西兴国人。土地革命时期，他先在共青团和地方苏维埃系统工作，负责筹粮、组织和基层行政。家庭在第一次反“围剿”前后遭受严重变故，亲人遇害，这使他更加坚定地投入革命。
1931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乡、区、县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职务。1934年，他进入中央苏区政权机关工作，成为较年轻的省级干部。与善于空谈的人相比，杨道明更看重一件事能不能落地：粮食是否送到，军属是否得到照顾，道路是否能够通行，逃离队伍的战士能否重新回来。
据相关回忆，他曾得到毛泽东的勉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离开群众。”这句话后来没有写在战场旗帜上，却一直留在他的行动里。
红军主力转移后，闽赣地区的斗争异常艰苦。1934年冬至1935年春，国民党军队持续清剿，清流、宁化等地相继失守，地方红军不断减员。队伍被迫在山区穿插，既缺粮，又缺乏稳定情报，稍有不慎便会遭到包围。
杨道明明白，自己是敌人重点搜捕的对象。若执意返回原有根据地，不但本人难以脱身，同行人员也可能被牵连。于是，五名同志继续设法北返，他与钟循仁留在山寺，改换身份，切断公开联络。
这不是轻松的隐居。
1944年，土匪武装闯入寺院，抢走财物，并将杨道明捆在树上连开三枪。所幸子弹没有击中要害，他被乡民救下。抗日战争胜利后，地方警察又因身份可疑将他逮捕，关押近一年。由于证据不足，1946年案件未获起诉，他才得以出狱。
长期牢狱和伤病使他患上肺病，身体时常咳血。可他没有离开寺院，也没有急着恢复原名。对一个被宣布“牺牲”、名字已经刻入烈士名录的人来说，重新出现并不只是写一封证明信那么简单，稍有差错，就可能让曾经帮助过他的群众受到牵连。
直到二十多年后，杨道明才给兴国县写信。接信的工作人员杨真明，竟是他的二哥。这个意外的重逢，使尘封多年的身份终于得到印证。
1983年，福建有关部门到寺院调查核实，对杨道明的革命经历作出确认。此后，他担任福建省政协委员、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务。1985年，钟国楚将军专程到寺中探望，两位失散半个世纪的老同志再次相见。
钟国楚握着他的手说：“党史的事情，你要尽力留下来；身体也要保重，还能为群众多做些事。”
杨道明没有谈功劳，只把寺务和公益继续做下去。他长期参加耕种，使寺院能够自给，并把多余粮食交给国家；还组织修桥铺路、救济困难群众，推动当地寺院改善管理。担任县佛教协会负责人后，他筹资修缮多处寺院，带领僧众参加生产和公益活动。
他常对身边人说：“念佛勿忘爱国。”
这不是一句装饰性的训诫。对杨道明而言，革命身份虽然消失了五十年，服务群众的习惯却没有消失。青灯黄卷之间，他仍然做着熟悉的事：管账，种田，调解纠纷，帮助穷困者，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工作。
1999年5月14日，杨道明在福建永泰去世，终年89岁。直到晚年，他仍对来访者说，自己没有奢望补偿，只希望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那段被误认为牺牲的岁月，最终没有成为空白，而是留在了山寺、乡民和一封迟到多年的家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