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身边确实留下了托孤安排，但“告诫赵云不可重用”这句话，在《三国志》等正史中找不到依据。
刘备托孤的对象，主要是诸葛亮与李严。遗诏中还嘱咐刘禅要亲近贤臣、远离小人，并没有留下专门针对赵云的训诫。赵云是否在白帝城，史料也没有明确记载。把一句没有出处的话说成刘备临终遗言，严格来说并不符合史实。
但这则说法并非毫无来由。赵云一生忠于刘备，资历深，声望高，却始终没有成为蜀汉政权中真正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人。于是有人据此推断，刘备欣赏赵云，却不愿让他卷入复杂的权力格局。
这种推断有一定观察价值，却不能替代史料。
赵云最初与刘备相识，是在公孙瓒麾下。后来他离开公孙瓒，转投刘备。两人真正建立长期关系，是在荆州时期。长坂坡突围时，赵云回身救出甘夫人和刘禅，因而留下了极重的政治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赵云的忠诚并不只是战场上的拼命。他敢于进谏，也敢于在关键问题上坚持立场。刘备准备东征孙权时，赵云便明确反对，认为国贼是曹魏，吴蜀之间不应轻易开战。
这番话没有改变刘备的决定。夷陵之战爆发后，蜀军大败，刘备退守白帝城。赵云当时负责江州方向，并没有被派到夷陵前线。有人把这解释成刘备已经对赵云“有所保留”，其实也可能只是蜀汉整体军事部署的结果，不能简单归结为帝王防范。
刘备晚年面对的局面，比战场厮杀更棘手。蜀汉内部有刘备自荆州带来的旧部，也有益州本地势力，还有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文臣集团。不同集团之间未必公开冲突，却各有利益和人脉。
赵云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不属于益州豪强，也不是荆州士族的核心人物，更没有经营私人势力的记录。他是刘备的旧将，却不是能够独立号召群臣的政治领袖。这样的身份，既有好处，也有局限。
好处是少树敌。
局限是难以独当一面。
后世常把“中护军”说成赵云掌握禁军、监察百官的实权职位，甚至进一步演绎为刘备特意安排的一道安全屏障。实际上，赵云的具体官职沿革，正史记载并不完整，不能把后世附会的职权全部扣在他身上。
《三国志》明确记载，刘备称汉中王时，赵云任翊军将军；刘备称帝后，赵云曾劝阻伐吴。刘备去世后，赵云又被任为镇东将军，封永昌亭侯。可以看出，他有军职、有爵位，也有相当声望，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地方军政体系。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蜀汉的“重用”，不只是官名好听，而是能否掌握兵权、镇守要地、参与决策。赵云并非没有受到重视，只是他的政治位置，始终不同于魏延、李严那样的地方军政主官。
汉中太守一事也常被说错。219年刘备取得汉中后，任命魏延为汉中太守，而不是赵云。魏延后来与杨仪矛盾激化，死于蜀汉内部冲突，这确实说明地方军权与个人性格结合后，可能产生危险。但史料没有证明刘备曾因魏延的结局，专门得出“赵云不可重用”的判断。
赵云真正受到考验，是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赵云与邓芝率军出箕谷，承担牵制曹魏主力的任务。由于兵力不如敌军，蜀军失利，但赵云亲自断后，收拢部队，保住了军需物资，没有造成溃败。
诸葛亮后来上疏自贬，赵云也被降为镇军将军。可见赵云并不是不能承担责任，更不是因为“不能重用”而被完全闲置。他仍被派往重要方向，只是所承担的任务，偏向牵制、掩护和稳住阵脚。
赵云去世于建兴七年（229年），谥号“顺平侯”则是在景耀四年（261年）追谥。关于他的卒年，史料较为明确；至于出生年份，正史没有记载，因此不能武断说他在刘备托孤时已经六十岁。
刘备是否有帝王之心？当然有。任何君主都会考虑军权平衡、派系牵制和身后安排。但把这种政治常识直接包装成“刘备临终告诫子龙不可重用”，便跨过了史实与推测之间的界线。
更接近历史的说法应当是：刘备信任赵云，却没有把他塑造成割据一方的权臣；赵云忠勇有名，却缺少经营派系和独揽军政的条件。两人的关系，不是“刘备提防赵云”，而是君主对旧部的信任，与政权运转规律之间形成了微妙平衡。
白帝城托孤留下的，是诸葛亮、李严和刘禅之间的权力安排；赵云的名字，则更多出现在蜀汉的军务与战场上。把两件事强行合成一句遗言，故事更刺激，可信度却反而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