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新潮观鱼 严珊珊】
“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对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请你处先予奖励。”这是1949年9月，一封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共同批阅签发的电报草稿原文，最终版本中，“同志”被毛主席圈去，亲手改成了“人员”。
一词之差，在那个讲究身份界定、组织归属感极强的年代，不是随便的改动。它意味着中央要表彰奖励的不单单是党内同志。
这份电报提到的宝贵历史文件，是党成立初期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前的2万余份核心档案，被誉为共产党早期“一号机密”。在一代又一代“中央文库”（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在上海设立了地下文书档案）工作者的接力守护下，历经战火与白色恐怖，一度被藏于夹墙，却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中央文库的雏形，早在1926年就埋下了伏笔，那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中央秘书处据此成立。1928年12月，党中央向各省发出通知，要求建立与别方面不发生任何关系的通讯地址和中央交通员接待点，以切断横向联系减少暴露风险。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点将，举荐张唯一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全权负责相关工作。
到了1931年，在周恩来的嘱托下，瞿秋白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办法》最后有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其中“库”即中央文库。
写下这句话时，正值革命最艰难的岁月，但他们始终相信，这些文件终将等来“我们天下”的那一天。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这批文件由最后一任保管者陈来生全部清点装箱，送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从张唯一、陈为人，到徐强、李云，再到陈来生，这些中央文库的守护者中，有人积劳成疾，有人壮烈牺牲，但守护的接力棒从未断过，由于使用化名，有人连真名都未留下。于是便有了开头那封电报，以及毛主席那处深思熟虑的改动。
今天（8月28日），取材于此段历史的上影新片《密档》全国公映。该片由郑大圣导演，袁弘、李妍锡主演，讲述了1942年上海沦陷时期，一对档案保管员夫妇化名徐书亭和沈玉琳，在弄堂的熙攘里化身大海里的两滴水，不动声色地守护党的机密档案的故事。影片里没有枪林弹雨，却步步惊心。
电影《密档》上映前夕，观察者网《新潮观鱼》栏目独家对话男主角徐书亭的饰演者袁弘，聊了聊拍摄前的准备工作，以及戏里戏外的感触。
以下对话根据视频整理：
新潮观鱼：当初为何接下《密档》这个项目？接拍前，您听过中央文库这段历史吗？
袁弘：最早是导演说，有部戏想找我聊聊，一般情况下导演会先发剧本，但郑导说要先见面聊。因为我很喜欢郑大圣导演的作品，就欣然赴会。我俩在北京见了个面，他跟我讲了当年前辈们守护中央文库的故事。说实话，我以前自诩对那段时期的历史还有一定了解，竟然完全没听过中央文库这段。我说，这么传奇的一段故事，怎么知道的人不多？导演解释说，有些材料是近年才逐步解密的。
他告诉我剧本取材自真实历史，讲完故事梗概后，我觉得，无论是剧本本身还是和导演合作，都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值得我珍惜，所以我想把这个角色努力演好。
徐书亭（袁弘 饰）和妻子在夹墙藏文件。 视频截图
新潮观鱼：您在进组前做了哪些功课？拍摄期间大家如何靠近那个时代的人物状态？
袁弘：导演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网盘，帮助我们去学习了解时代背景和那段历史里的人物。网盘很大，事无巨细，从历史资料，到相关报道，再到视频音频文件，细致到什么程度？当年报刊上有个家庭主妇连载了十年的专栏，专门讲当时上海什么菜新鲜、可以给家人做什么菜、菜多少钱一斤。
看完资料，我给徐书亭写了篇比较详细的人物小传，导演挺喜欢，他说演我太太的李妍锡也写了，我和她就交换小传，对齐一下颗粒度。比如夫妻俩何时认识，剧情发生前俩人的关系如何，以及各自的前史，包括曾经在哪里生活、家庭背景，把这些东西对齐。
准备工作里有一项比较特别，学打毛衣。戏里有个关键的设定，是剧组考证过和论证过的比较方便实现的接头暗号方式。当年打毛衣是有教程书的，上面有各种针法和图案的织法。我们可以跟组织按照月份约定纹样，这个月要接头就得对得上这个月的图案。其实在漫长的档案守护期里，我们和组织接头的机会非常少，因为接触越多，意味着暴露风险越大，所以非必要不接触，甚至有一段时间是断联的。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接头，所以每个月都得把纹样织出来。
戏里这对夫妻在房间里就是织了拆，拆了织，如果当月没联系上组织就要拆掉，因为没钱买新的毛线，那时候经费也紧张。为了这个关键情节，我要学织毛衣。开机之前，正好是过年，我就提前在家跟我妈、我太太、阿姨学织毛衣。
进组后，全剧组主创一起反复通读剧本，导演会让我们到实景里体验生活，一方面学习生活技能，了解那个时代石库门里的日常；另一方面，导演在每个角色的房间装好摄像头，整栋楼公共空间也都装了摄像头，会布置题目让我们演即兴小品。比如在楼道里碰到邻居会说什么话，夫妻在房间里是什么状态。
新潮观鱼：故事发生在上海，片中是南腔北调，您演的徐书亭是哪里的口音？
袁弘：我是武汉人，但我特意没说武汉话，说的是带湖广口音的普通话。演我太太的演员也是武汉人，她觉得说武汉话更舒服，就用了。
我选这个口音有三个考虑，首先我希望角色有口音，因为当年在上海，其实没几个人能说标准普通话。大家南来北往，自带口音，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那个群像和环境里，反而显得突兀。其次，我要找自己能驾驭的方言，因为有即兴表演，如果学一门不熟的方言，只能背台词，即兴来不了。第三，我虽然是武汉人，但是如果夫妻俩都说武汉话，我也要考虑观众的接受度，能不能听得懂。所以最后和导演商量下来，用了带湖广音的普通话。
新潮观鱼：片中徐书亭有不少憋屈场面——被妻子埋怨、被迫加入自警团、甚至要给日本人鞠躬道歉。哪场戏让您觉得“忍”得最吃力？
袁弘：这个角色可能是我从影以来最大的挑战，最难的角色。难就难在他一直要隐忍、一直要收，没有释放的空间。从戏里的设定来讲，组织要求我和太太化作大海里的两滴水，要完全融入环境，不能有任何跳脱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别人怀疑你，这是地下工作者的准则；另外从演员的角度来讲，导演要求尽量真实，因为这段历史和档案保管员是真实存在的，尊重历史就是要尽量还原。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个人物没有拉出情绪曲线的很大空间。
还有一个设定：这对夫妻之间有道巨大的裂痕，他们的孩子落入敌人手里，主要责任在丈夫，妻子永远不会原谅他，丈夫也自责，但他们不能暴露自己有孩子，加上他们租住在上海石库门，老房子墙壁很薄，不隔音，在家里都不能吵架。所以导演对我们的要求是，敞开门来是恩爱夫妻，关起门来最好一句话也别说，因为无话可说，一旦交流起来就是撕心裂肺，又不能撕心裂肺，这就一直要忍。
比如说，徐书亭很爱他的太太，但是有场戏太太痛苦地抽自己嘴巴时，他甚至不能上去拦，因为如果拦可能激起她更大的反应，周围邻居一旦察觉，就有暴露的风险。他心里比谁都难受，但在形体和台词上都没有表现和释放的空间，只能往心里走，往里消化。
这个人活得很不容易，他背负着一个巨大的秘密、一个无比沉重的任务，同时背负着对孩子和对妻子的愧疚和爱，有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所有这些，没办法抒发出来，所以从表演上来说，是有难度的。
新潮观鱼：会不会担心《密档》不够刺激，观众觉得闷？您认为该片能打动观众的是什么？
袁弘：其实现在观众非常聪明，那种惊险刺激、峰回路转、枪林弹雨的谍战戏，大家都看了很多了。我们再端出那样的东西，可能还没端上桌，大家就知道要吃什么。所以我们这次希望尝试做一道不一样的菜，希望能给观众带来惊喜，希望大家吃完了还可以回味。
这部电影取材自一段真实存在的历史，但我们没有用以往歌颂历史人物或讲地下工作者故事的方式，我们用了一个更新的视角来讲。希望大家看到的是那个大时代里的群像，不管他们是地下工作者，还是老百姓，我们希望大家看到真正的人生活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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