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英纳格手表
文/曾广洪
在我7岁那年，因患脑膜炎，被公社的医生误诊为中暑。那几天，太阳照常从巴岳山升起，没有人知道一个孩子的生命正在沙漏里不断往下滑。万幸的是，卫校实习生提醒母亲，我的症状像脑膜炎，需赶紧送大医院施救。
母亲连夜求人用拖拉机把我送到九十里开外的永川地区医院。拖拉机突突地响着，在坑洼的山路上颠簸，绕过一道又一道弯，两旁黑黢黢的山影压过来，车灯只能照亮前方几米远的马路。风把母亲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她紧紧抱着我，一只手不时摸一摸我的额头，另一只手攥着车栏杆，指节发白，生怕一松手什么都没了。
急诊科医生责怪她：“怎么现在才把孩子送来？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只有‘死马当成活马医’，需要一百多块钱的治疗费用，赶快准备！”母亲着急得团团转，家里有四个孩子，父亲又在外地。她赶紧让大姐回家在三亲六戚那里借钱，结果只凑到三十元。第三天，医院告知，再不交钱就停药了。情急之下，母亲把手腕上的英纳格手表以八十元贱卖了，终于让我渡过了危险期。
后来我问母亲，卖掉那块表心疼吗？她说，儿女是父母的心头肉，哪顾得上心疼，就想着你还有一口气，我就得把你救回来。我小时候不懂，一块表对一个家庭妇女意味着什么。那是母亲结婚后唯一拿得出手的稀罕物，是她出门做客时才舍得戴的体面。可她把它换成了我的命，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世上最难的事不是放弃，而是明知舍不得，却连犹豫都不肯给自己留一秒。
同病房住了四个儿童急性脑膜炎病人，那三个都出现了后遗症，老天眷顾我，没有留下残疾。然而，命运总爱在人以为熬出头时，再补一刀，就像山中的雾，刚散开又聚拢。我正要出院时，突然无法站立，医生诊断后，说患上了可怕的“软骨症”（即佝偻病），于是又接着治疗，但效果不佳，二十天后，仍无法站起来。医疗费用几乎让母亲崩溃，无奈之下，她又贱卖了陪嫁的高柜，但疗效依旧不显著。
母亲后来说，那段日子她不敢闭眼，一闭眼就怕我醒不过来。有人劝她：“算了嘛，一个娃儿而已，以后还能再生。”她很生气，和那人大吵了一架。眼看着没钱治疗了，母亲忙不迭地去筹钱。她走得很急，布鞋踩在医院的水泥地上啪啪响，背影瘦小却挺得笔直。别人眼里轻飘飘的一句“算了”，在她这里是比天还大的事，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母亲回家借钱，换二姐来照顾我。医生责备地说：“你都是个孩子，来护理病人，很容易感染，你家大人干啥去了？”二姐说：“父亲长期在外地，母亲在缝纫社上班，大姐在家挑煤炭为弟弟挣医疗费，只有我留在医院陪护弟弟了。”那时，二姐才十二岁。十二岁，本该是被父母捧在手心的年纪，她却学着大人的样子，端着搪瓷盆去打饭，拧毛巾给我擦脸，夜里趴在床边打盹，一听到我咳嗽就惊醒，她撑起了一个病人的天。
后来，经过长期治疗，我终于能够下床走路了。母亲接到消息赶来医院，看到我站在地上，愣了几秒钟，然后蹲下来抱住我，哭得像个孩子。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哭。她的眼泪滚烫，滴在我的脖子上。她肩膀剧烈地抖动，像是要把这些天所有的恐惧、委屈、疲惫一股脑儿倒出来。一个人攒了太久的害怕，见到光的那一刻，才会像潮水一样涌出来。
那次生病，前后花了两百元，在当时，母亲一个月工资才二十元。母亲的恩情无法回报，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买了块英纳格手表。
那天傍晚，母亲在厨房切菜，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新英纳格表，嘴角微微上扬。锅里的蒸汽袅袅升起，模糊了她的侧脸。她身后是濑溪河对岸亮起的灯火，晚风吹动窗台上晾着的辣椒串，空气里有花椒和豆瓣酱的味道。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幕，眼眶不禁一热。她卖出去的是一块表，换回来的却是一条命。我买再多的表，也还不清她当年贱卖手表那一瞬间的决绝。那个黄昏，菜刀落在案板上的声音一下接一下，像心跳，像时光，像我所有说不出口的报答。
作者简介：曾广洪，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