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3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第26期名家午餐会。围绕“竞合：中美如何共存”这一主题，奎尔奇与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展开对话。从中美战略稳定、贸易投资和企业作用，到人工智能治理、软硬实力、高等教育以及中小国家如何在两强之间保持自主，话题几乎覆盖了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受关注的几条主线。
▲视频| 第26期CCG名家午餐会
奎尔奇曾在哈佛商学院任教30年，并先后在欧洲、美国和中国担任商学院院长。过去45年间，他多次往返中国，长期观察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美商业和教育交流。他在对话中表示，中美经济和商业联系已经十分广泛，彻底脱钩并不可行，也会给商业活动和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始于沟通，持续、有效的高层会晤和工作层对话，有助于为双边关系提供稳定基础。
奎尔奇还特别谈到商业界的作用。他认为，如果企业领袖在地缘政治议题上保持沉默，相关讨论就更容易受到意识形态和极化情绪影响。企业应当从实际商业利益出发，更积极地参与公共讨论，为两国关系注入务实声音。
谈到教育，奎尔奇介绍了杜克昆山大学在跨文化教学、人工智能应用和国际学术合作方面的探索。他认为，高校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推动不同国家的学生和研究者围绕共同问题开展合作。教育机构之间长期、制度化的交流，也能够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继续发挥沟通桥梁作用。
王辉耀表示，中美经济深度交融，任何一方采取损害对方的极端措施，最终都可能反过来伤及自身。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而是双方维持战略稳定、扩大务实合作的重要现实基础。面对人工智能等新议题，中美也有必要加强沟通，避免技术竞争演变为失控的军备竞赛，并共同推动更加包容、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
出席活动的还有斐济、日本、秘鲁驻华大使，匈牙利、印度尼西亚、越南驻华使馆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等机构代表，以及宝马、嘉吉中国、哈比银行等企业代表。以下为经编辑整理的对话实录。
对话实录
苗绿，全球化智库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
谢谢。各位阁下、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感谢大家今天出席全球化智库贵宾午餐会。
全球化智库贵宾午餐会是由本智库设立的旗舰级高端国际交流平台，是连接全球政界、商界、学界的重要桥梁，旨在推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务实合作。
今天的午餐会同时也是“CCG全球对话”这一旗舰平台的特别专场。该平台汇聚全球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商界领袖，共同探讨当今最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作为开放交流的平台，本次对话旨在增进跨文化理解，并就治理、可持续发展、经济合作、国际安全等一系列议题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今天的主题是“竞合：中美如何共存”。“竞合”（coopetition）是一个新词，我认为它非常重要，我们稍后可以展开讨论。
放眼当前全球格局，在中美关系与竞争态势交织、全球供应链持续演变的复杂背景下，如何在管控竞争的同时保留至关重要的合作渠道，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具根本性的议题之一，牵动太平洋两岸的政策制定者、商界领袖和学者。这正是我们今天齐聚于此的原因。我们很荣幸能够举办这场贵宾午餐对话。
我十分荣幸地邀请到尊贵嘉宾，杜克昆山大学美方校长兼执行副校长约翰·奎尔奇教授，参与今天的高端对话。奎尔奇教授将与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博士，就中美如何共存、如何管控战略竞争进行深入交流。对话结束后，将设有面向各位来宾的开放问答环节。
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花一点时间，向今天在场的特邀嘉宾和贵宾致意。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外交界、政府部门、学术机构、国际组织、企业界和媒体界的代表。
他们分别是：斐济驻华大使李振凡阁下、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阁下、秘鲁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阁下。欢迎各位大使。
我们也欢迎来自匈牙利、印尼、越南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和代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等国际机构的代表。
我们还邀请了政府部门及行业协会代表，包括中国商会与行业协会大会组委会副主席高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仁刚、中国驻日本使馆经商参处前公使衔参赞兼商务部亚洲司前商务参赞宋耀明，以及来自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朗中美研究所、北京智点教育的高校代表。我们也欢迎宝马、哈比银行、嘉吉中国等企业代表，以及其他重要企业和媒体代表。
各位嘉宾，中美两国早已深度相连。几十年来，两国的经济体、企业、高校、供应链、金融市场和科研共同体共同发展、彼此交融，已经成为彼此经济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中国领导人预计也将于今年秋天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因此，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中美能否互相回避，而是双方能否在持续从合作中获益的同时，妥善管控彼此的分歧。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前参事王辉耀博士，为我们致开幕辞。欢迎，王博士。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
谢谢苗博士，各位阁下、各位大使、各位嘉宾，当然还有代表众多知名机构、商会、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朋友们。这真是一个盛会。
我再次说明，这是我们全球化智库每月举办的贵宾午餐会，旨在就重要主题展开讨论，就我们所有人共同面临的关键与紧迫议题开展开放式对话。
上个月，我们在这个房间里与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进行了一场非常特别的对话。这次，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奎尔奇教授。他是杜克昆山大学的杰出教授，阅历极为丰富，曾在三大洲担任三所商学院的院长，包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及迈阿密一所大学的商学院。如今，他作为美方校长兼执行副校长执掌杜克昆山大学。
这确实是一个探讨“竞合”与中美如何共存的好机会。杜克昆山不仅是一项教育合作，也汇聚了不同的教育传统、机构文化和来自多个国家的青年学子。我本人也担任杜克昆山大学顾问委员会成员，深知这所大学是中美合作办学的重要成果。
在一些人质疑中美能否继续合作的当下，杜克昆山大学的存在本身就提醒我们：合作并非抽象的概念，它可以化为切实的行动，被制度化地建立起来，长期延续，并传递给下一代。因此，奎尔奇教授今天的到场，对我们的双边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也想正式介绍今天对话的嘉宾奎尔奇教授。他现任杜克昆山大学美方校长兼执行副校长、杜克昆山大学社会科学杰出教授，同时担任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约翰·德巴茨讲席教授。2017年至2022年间，他担任迈阿密大学伦纳德·米勒大学讲席教授、教务副校长，以及迈阿密赫伯特商学院院长。2017年之前，他曾同时担任哈佛商学院查尔斯·爱德华·威尔逊工商管理学讲席教授和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教授。可以看出，他在商业、教学和管理方面拥有极为广泛而深厚的经验。
除此之外，奎尔奇教授在担任非执行董事方面也经验丰富。在美国，他曾任阿默兰特银行控股、金蒂瓦健康服务公司、百事瓶装集团、锐步国际等公司的董事，也曾出任三家上市前数据分析公司Datalogix、Vitrue和Affinnova的董事会成员。可见，除学术工作外，他的履历十分丰富。在英国，他曾任全球领先的营销服务公司WPP的董事，并连续25年担任该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及主席，成绩十分斐然。在英国，他还曾任蓝圈工业、易捷航空和彭特兰集团的董事。他的履历实在很长，这里我只介绍其中一部分。
此外，我也注意到奎尔奇教授经常接受国际各大媒体采访，思考深入、见解独到。这正是我们邀请他今天出席“CCG全球对话”暨贵宾午餐会的原因，请他分享观点，共同探讨如何切实推进中美关系。
下面，让我们欢迎奎尔奇教授进入对话环节。
奎尔奇教授，非常欢迎您出席全球化智库贵宾午餐会。您担任杜克昆山大学美方校长已有数年，是中国过去几十年发展变化的亲历者。您还曾担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因此对中国商界和在华跨国企业也十分熟悉。
因此，我首先想听听您对当前中美关系走势的看法。我们经历了不少起伏。眼下的好消息是，特朗普总统5月来访中国。在他第一任期，从当时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中美之间呈现的是一种战略竞争关系。但我很高兴看到，在他第二任期，我们正迎来战略稳定。两国政府都认同要维持战略稳定。
那么，您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接下来的演变与延续？您有怎样的预期？如您所知，接下来还会有多场高层互访：中国领导人9月将访问美国，特朗普总统11月可能再次来华出席深圳APEC峰会，中国领导人12月也可能再次前往迈阿密出席G20峰会，而您本人也曾在迈阿密生活过。总体而言，您对中美关系的整体评估是怎样的？
约翰·奎尔奇教授，杜克昆山大学美方校长兼执行副校长：
各位阁下，谢谢您，王博士，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看起来这里摄像机和灯光不少，但话筒不多。所以我们得本着“竞合”的精神共用一个话筒了，王博士和我要为谁拿话筒而“竞争”一下。
回到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两句。1981年，我第一次以游客身份踏上中国的土地。45年来，我往返于此，亲眼见证了这场举世瞩目的巨变。我们这些人何其有幸，能身临其境去感知它；而反观我的许多同胞，他们不仅从未踏足中国，甚至不愿前来，仿佛一旦踏上这片土地就会被“污染”似的。这种抵触情绪绝非美国独有，在我所知的某些盟国民众中也大有人在。
但回到您的问题，王博士。我认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国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可能针对中国及中国商品和服务采取的关税措施和其他出口管制手段。因此，从2016年到2020年，中国其实已经在悄然规划减少贸易和投资方面的依赖，转而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接触。
这些贸易和投资发展路径其实早已在酝酿之中，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早期就已显现端倪。所有人都曾预期拜登政府会对华更为宽松，但事实并非如此。拜登政府不仅延续了特朗普1.0时期的政策，还增加了进一步的限制。
如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其政策的剧烈波动显然正促使多国重新考虑如何在贸易与投资上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也给了中国一个机会，使其能够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展现稳定力量的作用，也就是成为这间屋子里“最清醒的成年人”，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多稳定性。
特朗普总统毕竟是商人出身。众所周知，他奉行“交易至上”，这一点他自己也从不讳言。在我看来，相较于华盛顿的其他一些政客，他在对华问题上并未受到同样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这或许有些反常，甚至出人意料，却使他对双边关系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态度。这种方式未必像在座各位期待的那样可预测，但终究更重视商业利益。其根本逻辑在于：美国不可能与中国彻底切割，这样做根本行不通。一旦脱钩，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商业后果，也会重创全球经济。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局面是这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一种“伞状”关系，今年可能还会再有三次体现的机会。但即便只有一两次，也不必凑齐三次。哪怕只有一两次富有建设性、在外交上行之有效的会晤，也自然能够为世界定下一个“保障伞”式的基调。在这一基调下，新近酝酿中的“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以及其他双边对话机制，便都能延续其成效。
我记得曾有一位非外交专业却深谙事理的人士说过：“一切始于沟通。缺乏对话，便难以实现任何意义上的和解，亦无法培育足以稳定双边关系的默契与情谊。”这一逻辑普遍适用，无论婚姻关系、产业竞合，还是国家交往，对话都是唯一的起点。
所以我认为，目前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形成一定的缓和基础和基本共识，这非常有帮助，因为它向双方工作团队传递了明确信号：必须认真开展对话，不能动辄陷入口角或中途离席，而应切实推进对诸多现实问题的讨论。
王辉耀：
谢谢您，说得很对。您知道，就在昨天，王毅外长和鲁比奥国务卿刚刚在马尼拉会面，当然我们也正期待着9月的总统互访。正如您刚才所说，两国关系当中似乎正显现出一种务实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思考这一点：大约八九年前，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就开始以多种方式对华实施遏制，包括制裁和贸易战。或许到了某个节点，人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其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上个月我们在这里与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交流时，他提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一种“相互保证的经济破坏”状态。这意味着双方正在达到新的均衡：任何一方如果对另一方下重手，最终也会伤及自身。这是经济层面的一面。另一面是，当今世界局势动荡，乌克兰和伊朗等问题持续发酵，美国也难以独自妥善应对。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和市场信心的重要稳定力量，并没有向外界传递恐慌。以能源为例，中国的能源供应总体保持稳定。今天中国石化前董事长也在现场。由此可见，中美合作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切实巩固这种新均衡？比如，您刚才提到贸易与投资委员会。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产品对等降税框架，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非敏感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这可以成为双边贸易中的一片“绿洲”，并逐步扩展到更多不涉及国家安全、对双方经济都有利的产品。如果这项尝试取得成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对于投资理事会，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寻找适合双方相互投资的企业。我们希望这种务实主义能够持续下去。
那么，对于我们目前已经达成的这种新均衡，您怎么看，这种稳定能否维持下去？作为一名商学教授，您如何看待商业在推动这种可持续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这当中既有竞争，也有合作，这正是我们称之为“竞合”的原因，对吧？这是一个在管理学中被频繁使用的术语。那么，您如何看待目前的状态，我们又该如何为这段双边关系的近期走向找到落脚点？
约翰·奎尔奇：
“竞合”（coopetition）这一概念大约30年前由哈佛商学院教授亚当·布兰登伯格（Adam Brandenburger）等学者系统阐述并推广。他如今还时常到上海纽约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竞合”最初正是从商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我举一个制药行业的明显例子。默沙东、罗氏、阿斯利康和葛兰素史克彼此正面竞争，十分激烈。但与此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大量交叉授权协议。比如，葛兰素史克的某款产品会在阿斯利康优势较强的国家由阿斯利康负责销售；而阿斯利康的某款产品，也可能在其自身没有布局、但存在市场需求的国家，由辉瑞负责销售。因此，这些公司在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在进行合作。
这就是“竞合”这个词的由来，而国家之间同样可以同时做到这一点。但我认为，这需要一种比标准的非黑即白意识形态思维更为精细复杂的思维方式，而在当前政治极化，尤其是在西方的背景下，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反倒变得越来越“流行”。
举例来说，如果看看现任政府，我会说，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是一位思维非常缜密的人，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同样思维缜密。这个话题我就说到这里，不再点其他人的名字了。
但重要的是，商业视角必须在这场对话中保持强有力的声音。过去三四年间，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美国企业领袖在涉及华盛顿方面地缘政治议题时，往往不愿真正代表股东利益发声。相较于拜登政府时期人们习以为常的状态，如今出现了明显的沉默。这是很遗憾的，因为如果商业的声音没有充分参与到地缘政治对话中，那么这场对话就会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越来越极化，而不是更趋务实。
具体到中美关系，美国某一天突然“醒悟”了，也许是在五角大楼的地下室里，也许是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它突然意识到：天哪，中国取得的进展，远远超出了我们此前的预测。我们必须对此有所作为，因为无论你如何看待美国，美国始终都很难接受自己屈居第二的位置。这将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心理挑战。
与此同时，从我的商业经验来看，在商业世界里，经常会出现第二名追逐第一名的局面。这有点像赛狗，也就是灵缇犬比赛。那些灵缇犬绕场追逐一只机械兔子。有时候，灵缇犬真的追上了那只兔子，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拿它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人们会觉得成为第一很美好。但当你真正成为第一的时候，你必须知道成为第一之后该怎么做，而这并不像做第二那么容易。所以我想把这几点非常简单的想法，作为一点小小的建议，提供给我们的领导者们。
王辉耀：
说得好。您对“竞合”以及商业动态的描述非常生动。的确如此。您知道，特朗普这次来访时，带来了17、18位顶尖商界领袖。企业界的兴趣非常浓厚，我们也看到，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趋于稳定。
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议题：人工智能。随着特朗普访华和中国领导人即将访美，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新变量。中美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我们正进入一片未知水域：全球治理应该如何推进？您刚从上海来到北京，那里不久前举行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还推动成立了由29个创始成员国组成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这说明，人工智能已经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议题。
我确实认为，中美在维持这种人工智能合作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试想一下，如果人工智能变成一个泡沫，那不仅会重创美国，也会重创整个世界。美国已经在人工智能上投入巨大，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在应用层面可能做得更好，拥有庞大的应用场景。美国股市如今已经由人工智能企业主导，它们的市值是其他行业的许多倍。
那么，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此外，我们或许应该避免陷入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对吧？我们希望确保人工智能真正能够成为造福人类的力量。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一领域？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
约翰·奎尔奇：
美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实力非常强劲。中国采取的是开源路线。
一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总是说，开源是你不处于领先地位时才会做的事，因为你没办法让任何人为你的产品付费，所以只好把它开源。如果你是像Anthropic或OpenAI这样的私营公司，你和你的投资者已经在产品研发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你就必须通过在市场上收费来获得这些产品的回报。
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中，开源占有重要位置，相当一部分投入来自国家，而不是单个私人投资者。现在，这两种体系正在发生碰撞，人工智能成为碰撞的催化剂。在我看来，双方要开展合作并不容易。你可以看到，Anthropic和OpenAI正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对华服务，而这个理由如今几乎可以被用来为各种限制措施辩护。
他们抱怨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平台能达到美国平台90%的质量，但成本只有40%。所以，作为用户，你得自己做出选择：是要一个“够用”的中国平台，还是愿意为美国平台多付费？这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局面。
我认为有一个领域确实需要合作，您刚才提到了核武器扩散问题。我们需要一份人工智能军备扩散条约，因为请记住，人工智能能让你在不损失本国公民生命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借助无人机技术和远程技术等手段，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发动战争，而不让本国公民中的任何一个人身处险境。想想眼下伊朗遭受的破坏程度，我不会说美方“只”损失了18条生命，但相对于所造成的破坏规模而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
所以，这正是中美必须合作的领域。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承受不起具有破坏性的人工智能技术落入不受约束的行为体或恐怖组织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全球经济可能受到扰乱，甚至被当作勒索对象。
所以，这就是我的回答：在商业层面，围绕一套共同标准展开合作并不容易，因为目前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但在人工智能军备扩散这一更高层面的问题上，确实存在对话的必要性。
王辉耀：
的确如此，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应把人工智能武器化，也不应首先将人工智能用于武器。如果中美能够就此展开对话，将有利于全球治理和国际社会。
如您所知，中国领导人不久前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我认为在上海成立的这一人工智能组织正是这一倡议的体现。因为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中国拥有这种开放的人工智能体系，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用于服务全球南方国家，助力它们的应用场景。我注意到不少全球南方国家提到，他们正在利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进行预测、帮助农业发展、帮助农村地区发展，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应用的实例。
约翰·奎尔奇：
而且我认为，王博士，您很快就会发现，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很快会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以及许多其他跟不上步伐的国家也囊括进去。所以，开源模式对中国而言，无疑可以成为一件非常有效的外交工具。
王辉耀：
我认为，无论是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还是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都需要从理念走向行动。中国不仅倡导全球治理，还推动成立了世界数据组织和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29个国家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我认为，这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个有益范例，也能够更好惠及全球南方国家。
所以总体而言，正如您之前所说，全球北方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但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一些全球北方国家或许也会变成“全球南方”国家。这是您的观点。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一点？您知道，在全球治理领域，中美如今都是如此举足轻重的大国，而我们实际上正处在两个“陷阱”之中。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即第二名追赶第一名；但还有一个“金德尔伯格陷阱”，即第一名正在退出，那么第二名能否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治理议题领域，您认为中美该如何协作？因为美国正在退出一些全球治理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您认为，至少在人工智能这一新兴前沿领域，我们能否携手合作？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对话，是否是未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好兆头？
约翰·奎尔奇：
您说得没错，华盛顿正在与许多多边组织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而颇为吊诡的是，这些多边组织本身正是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一部分。华盛顿自己实际上正在拒绝其此前一直宣称应当用来治理世界运行方式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当中的某些要素。
因此，我认为，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中国在这些各类组织中做了一件非常聪明、极具长远眼光的工作，逐步为这些组织增添价值，并逐步让中国公民在这些全球机构中获得任命，未必是排名第一的职位，但也是重要的执行层职位。我认为这一做法非常有效。而且我认为，美国也再次“醒悟”到一个事实：美国如今对这些组织的兴趣，已经远不如比如20年前那么强烈了，所以美国正因此而从这些组织中退出。
但我认为，尽管美国可能在气候议题上有所退出，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但在真正事关国家安全核心的领域，我指的是真正的核心，而不是把国家安全当作借口，比如人工智能，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会保持一种更为聚焦的思维方式。
我给您举一个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的例子：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发表了一次讲话，内容大意是，我们将彻底改变基础研究的资助体系。我们将不再仅仅把所有资金都通过大学渠道投放，而是会有一部分资金通过个人、企业和其他机制来投放。而且，顺带一提，我们今后投入生命科学领域的资金将大幅减少，我们要把钱投向人工智能。
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表态。你常常会发现，最重要的表态往往来自“第二梯队”官员。你必须非常仔细地关注特朗普和内阁层级之下的动态。这些“第二梯队”官员往往能够更准确地告诉你政策的真正走向。所以我认为，再次强调，治理可能依然活跃，但活跃的领域是那些对国家安全和经济至关重要的领域，而如今，经济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与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
王辉耀：
的确，我完全同意。我认为，现在正是真正强调全球治理的时候，因为如今世界正日趋碎片化，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全球治理。不论是全球南方还是全球北方，我们都需要共同的全球治理，因为归根结底，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而且，中美如今都想探索火星，都计划登月，所以我认为，甚至在外太空领域，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应该有普遍适用的治理机制。
约翰·奎尔奇：
我还想补充一点，海洋领域也是如此，因为我认为，中国在海洋探索方面，以及在围绕海洋利用的治理议题方面，都表现得相当积极主动。
王辉耀：
的确如此。这方面还有许多议题。现在我想转向另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美国过去一直非常强调软实力，对吧？约瑟夫·奈不久前刚刚去世。顺带一提，我们即将出版他回忆录的中文版，这本书已由我们翻译完成。我此前还与他合编过一本关于软实力与中美竞争的书。
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软实力、硬实力？或许还有一个新的术语，叫“综合实力”。你不仅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还需要规模，也需要执行力。你需要把软的、硬的各种要素整合在一起。但关键其实在于执行，也在于把这种综合实力协同起来。
美国拥有大量软实力，但中国也正在这一领域逐步积累。而美国的硬实力，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正显现出落后的迹象，与此同时你又能看到那些安全和军事方面的动作。当然，那个领域仍然存在竞争。但我认为，我们其实应该在软实力路径上投入更多精力，而不是过多聚焦于硬实力。那么，您如何看待这个领域？
约翰·奎尔奇：
我这辈子从没拿过枪，所以我当然属于“软实力派”。我认为您所说的“整合”非常重要。过去，美国将领还会把“赢得人心”作为军事议程的一部分来讨论，比如在海湾战争及相关军事行动期间。如今，你几乎听不到美国军事领导人再谈“赢得人心”了。现在是“战争部”，而不是“国防部”，对吧？
所以我认为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局面，因为软实力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与硬实力相结合，而且二者所传递的信息必须保持一致。
您提到的是美国吸引力下降的问题。过去几周发布的多份调查显示，许多国家的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评价正在明显下滑。我记得其中一份覆盖36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只有6个国家对美国的评价高于中国。我不太确定是否应该把这些国家一一点出来，以免给它们带来麻烦；其中包括日本、印度、菲律宾和波兰，另外两个我记不清了。
总之，我想说的是，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各国公众对“美国”这个国家，而非“美国人”这个群体的整体观感明显恶化。
您可能会觉得，这应该会让华盛顿有所警醒。但其实并没有。没有人在乎这个。您知道，那里关注的完全是硬实力，军事和经济实力所投射出的力量，对文化力量并不怎么感兴趣。
但如果让我回到最后一点评论，稍微有点跑题，但我认为很有启发性：如果看看日本在二战后是如何赢得世界尊重的，我可以用两个词来解释：丰田和索尼。韩国又是如何赢得世界尊重的？现代和三星。中国又将如何赢得世界的尊重？比亚迪和华为。一个国家提供给世界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对决定公众态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社交媒体时代，我还想引入TikTok作为另一个例证。因为在特朗普政府对TikTok下手之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与中国有关。而一旦特朗普，或他的团队，对TikTok采取行动，人们突然都意识到，哦，原来这是来自中国的产品。但美国的年轻人并没有因此说“那我不想碰它了”，反而说：“哦，这说明中国也没那么糟，既然是中国带来了TikTok，那我还挺喜欢中国的。”所以，您看，这是当代的另一个例子，不是汽车品牌，不是电子品牌，而是一个社交媒体品牌，正在代表着，或者说被认为代表着，某个特定国家的价值观。
王辉耀：
说得对。我认为一个产业品牌、一个企业品牌，同样也可以成为一种软实力载体。中国如今有大量产业正在崛起，这也确实是一个新议题，我们该如何真正与世界融合，如何走出去投资其他国家，又如何欢迎其他国家来华投资。这也将是我们智库的一个议题。全球化智库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办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投资论坛，欢迎您也一同出席。
在把话筒交给现场嘉宾之前，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您是一位商学教授，我们的经历其实也有交集。您拥有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曾在毅伟商学院任教，我本人也曾在那里攻读商业方向的博士学位。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您曾在三大洲担任商学院院长，包括伦敦商学院、迈阿密赫伯特商学院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教育如今在中国蓬勃发展，大量MBA、EMBA和高管培训项目推动了中国的创业活力，其影响也延伸到世界各地。
所以，商业教育确实至关重要。如今您又与中方合作伙伴一起执掌杜克昆山大学。您如何看待商业教育，以及像杜克昆山这样一所在中国落地的、类似常春藤水准的中美合作办学项目所带来的不同？也许您可以分享一些您在教育领域的经验和观察。
约翰·奎尔奇：
好，谢谢。首先跟您说明一下，我本人本科并非主修商科，我学的是中世纪历史，后来才成为一名商学教育者。曾有人问我：“你怎么会从中世纪历史转到商学院任教、当教授的？”我通常会告诉他们：“我学中世纪历史学到了两件事。一是如何砍掉别人的脑袋，二是如何不留活口。好的，下一个问题。”其实，这两项“本领”在学术行政管理中非常重要。
但我想就本科教育这一点说明一下：在我任教哈佛的这些年里，我非常幸运地在哈佛商学院执教了30年，在这些年里，我从未遇到过一位本科主修商科、却表现最为出色的学生。所有本科主修商科的学生，都能顺利通过、顺利毕业，但他们从来都不是最顶尖的学生。最顶尖的学生，往往主修的是英语文学、物理学，或者汉学之类，完全属于人文或理科领域，与商科无关。所以我一直主张：如果你想要一个商科学位，那就去读MBA；但在本科阶段，你应该学习自己真正喜欢、能够开拓思维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遇到很多家长，尤其是在中国，他们会担心：“如果我的孩子本科没有学一些实用的东西，四年后能找到工作吗？”我们会尽力向家长们说明，其实最好的做法是让孩子在本科阶段充分探索教育的广阔天地，让他们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真正相信的东西。您知道，我遇到过许多人，其实大多是女性，她们如今在中国大概四十岁、四十五岁左右。她们本科学的是热能工程，如今却成了艺术家，因为那才是她们一直以来真正想做的事，只是当年父母逼她们成为工程师。所以她们做了二十年工程师，直到终于攒够了钱，才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那么，说到高管教育，在很多方面，市场上的MBA和EMBA数量其实已经足够多了，对吧？而如今，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你无需真正攻读MBA学位，就能非常迅速地学到大量知识。所以，如今许多商学院已经把重心转向体验式学习、人脉网络建设，把志同道合、年龄相仿的学生联系在一起，让他们能够共同参与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会发展成可融资的创业项目，甚至走向公司化，IPO等等。换句话说，如今EMBA项目课程本身的具体内容，其重要性已经远不如二三十年前了，因为大量的内容都可以轻易获取，而经济学和会计学的基本规律又不会变化得那么快，对吧？
所以，我们在杜克昆山的高管教育实践中发现，虽然我们没有面向本科生的商学院，但我们确实开展了大量高管教育，目前我们发现非常有效的一件事，是在课程中加入身心健康这一模块。我所说的身心健康，指的是团队建设、理解不同同事的优势与不足、在实现目标的前提下最大化团队表现，同时又不因为过度压力等因素而危及高管本人及其家庭的健康。
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我之前也跟嘉吉那位女士提过。我们接待过一家美国顶尖跨国公司的一个团队，具体是哪家我就不公开说了。这个团队一共来了40人，25名男性，15名女性，他们的项目安排中，有半天时间是在我们的体育中心度过的。您知道，我们的体育中心是世界一流的体育设施，甚至还有一面大约10米高的攀岩墙。
这家公司希望每个人都去爬这面墙。结果40个人当中，只有5个人爬到了顶端，全都是女性，没有一个男性爬到顶端。都是中国男士，可能是身材偏重了一点。但重点是，这样的一件事最终会对公司内部的士气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些男士们看着这些身形娇小的中国女士，本来会说“哦，她们什么都干不了”，但这样一次经历和观察所带来的敬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程度也非常高。
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我们想强调的是，在领导力培养方面，我们不只是坐在教室里，听人对着PPT讲课。我们会把学员带到体育中心，让他们经历一系列以团队为基础的活动，这些活动带有竞争性，但最终会带来许多、许多的启发，既是个人层面的启发，也包括他们看待同事方式上的启发。
王辉耀：
很好。我还知道，杜克昆山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全球声誉也在不断提升。你们的申请人数非常庞大，但录取名额却十分有限。这是怎样的情况？如今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吧？
约翰·奎尔奇：
我们大概是每一个名额有20名申请者。公平地说，这个数字听起来相当亮眼，但公平地讲，我得说明一下：每一位中国申请者都必须参加高考，但高考成绩在我们的综合评估中只占60%的权重。剩下40%的评估，是基于对入围申请者进行的“二对一”面试，以及其他校园开放日活动，申请者需要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这些选拔环节。
所以，坦白说，如果我们的一位申请者收到了杜克昆山的录取通知书，同时也被清华或北大录取，他们会选择去清华或北大。好吧，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层次。但如果他们同时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他们可能会转而选择我们，也可能选择去交大。
王辉耀：
你们在国际化方面的定位非常好。
约翰·奎尔奇：
我们本科生中有30%是国际学生。
王辉耀：
而且那里也有不少美国学生，对吧？
约翰·奎尔奇：
是的，我是说，这确实是令人惊讶的一点。您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但尽管中美关系存在种种问题，我们每年依然有60名美国18岁青年，选择在中国完成四年制大学学业。所以，希望并没有完全消失。
王辉耀：
好的，很好。那么，在这样一个积极的节点上，我们先暂停一下这段对话。现在开放提问和问答环节，欢迎大家的评论、提问和讨论。
好的，我认识，黄先生。他是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也曾任职于商务部。好，谢谢，请讲。
黄仁刚，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谢谢王博士和奎尔奇教授带来这场非常有趣、也很有启发性的对话。我很欣赏奎尔奇教授在分析和评论中所展现出的客观理性的态度。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如今许多大学生使用人工智能来完成论文、研究和作业这一现象？我想中国的一些教师，或者说院长、大学领导，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您对此怎么看？
约翰·奎尔奇：
我并不认为这种现象仅限于中国的大学。但最近有人这样定义一所典型的美国大学：由于人工智能的存在，现在的情况是，不想学习的学生，被不想教书的老师教着，而学生们每年还要为这个机会支付6万美元。
那么，我们采取了哪些做法呢？首先，我们的班级规模很小，在杜克昆山大学，一个典型班级大约是20名学生。这意味着，在课堂上，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会有大量的参与和互动。这也意味着，课堂参与，在我们拥有一种能够实时提示学生、甚至能实时替学生回答课堂问题的耳机之前，是无法被人工智能所左右的。因此，在我看来，教授给出的成绩，应该更多地侧重于课堂参与，而非书面作业，因为书面作业显然可能被“污染”。
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些教授的做法是，如果他们给学生布置一道论述题或一组习题，他们可能会先把这道题目交给人工智能处理，然后把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和题目一并交给学生。这样一来，学生就必须超越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才能拿到理想的成绩。通过这种方式，你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把评判标准设定在一个比“前人工智能时代”更高的水平上，迫使学生超越人工智能的答案，去迎接更高层次的智力挑战。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教授用来应对这一挑战的做法。
刘畅，嘉吉中国副总裁：
非常感谢王博士和奎尔奇教授带来这场精彩的对话与分享，内容非常丰富，也很有启发性。我想请教一个关于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竞合”关系的问题，尤其是在高科技或高等教育方面。过去，有大量中国学生赴美攻读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高等教育，但如今，由于“脱钩”或“去风险化”，进入美国重点高校，尤其是前沿科技专业的中国学生似乎越来越少了。您能否分享一下您对这一趋势的看法，或者对这种“竞合”关系的分析？谢谢。
约翰·奎尔奇：
好的，非常感谢。在本科阶段，这个问题相对没有那么严重。今年确实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家长决定不再送孩子去美国读本科，但仍有大量家长继续这样做。面对中美关系带来的这一问题，香港的高校及其在华南地区设立的校区，一直在非常积极、非常主动地争取吸纳更多这类本科生源。
但在研究生阶段、博士论文，以及科研合作方面，确实存在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即尽量避开任何具有地缘政治敏感性的领域，尤其是理工科领域，甚至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即便是最“无害”的人工智能应用，比如全球卫生领域也是如此。即便在这些领域，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强的警惕心理。
金杉宪治，日本驻华大使：
教授，非常感谢您带来这场非常有趣的演讲，也感谢王博士的邀请。我的问题回到一个基本层面：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纠正贸易失衡，尤其是全球贸易失衡，特别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有很多，关税当然是其中之一。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货币汇率问题。您可能还记得，就日本的经验而言，我们曾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那确实是一个转折点。
但在当前形势下，我并没有看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问题上着力推进汇率议题。正如您所说，贝森特部长，一位备受尊敬、拥有出色全球视野的商界人士，在推进汇率议题方面似乎并不积极。您认为，为什么美国在当前这个节点上并没有真正着力推进汇率问题？非常感谢。
约翰·奎尔奇：
这么说吧：对普通民众而言，汇率问题有些过于复杂。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具有鲜明民粹主义色彩的总统，关税这样的手段虽然是一件“钝器”，却很容易被公众理解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如果开始向公众解释汇率机制，人们往往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对美国而言，维持其在全球结算货币中的主导地位极为重要。因此，围绕通过双边管控或调整汇率来实现稳定的双边对话，最终可能会对这种“和谐”产生冲击，从而不利于美国长期维持全球货币主导地位的决心。我认为美国对此是有所顾虑的。他们不会公开谈论这一点，但事实上，非美元货币在国际交易结算中所占的份额正在一点一点地增加。所以，我认为这是两个关键原因。
但我认为，在接下来两三轮与美国的对话中，如果局势保持平稳，中美之间的货币关系可能会作为幕后对话的一部分被提上议程。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王辉耀：
好，我们再回答两个问题。大使先生，我想补充一点：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如果人民币升值，这些美元资产折算成人民币后的价值可能会下降。还有一点是，美国正在大量“出口”美元。中国大量出口商品，而美国大量输出美元；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如今已经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这其中涉及许多问题，但正如教授所说，未来两国可能都需要面对。下面请秘鲁大使提问。
卡洛斯·巴斯克斯，秘鲁驻华大使：
好的，非常感谢这场活动。非常感谢奎尔奇教授带来这场极具启发性的演讲，非常有意思。也感谢王博士的邀请。
我的国家正处在这两个“巨头”之间激烈竞争的夹缝之中。我们试图采取一种类似新加坡的做法，即在国防安全方面，我们的关键伙伴是美国；在贸易投资方面，则是中国。但我们有一个劣势：我们地处美国的天然势力范围之内，因此我们所承受的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
但由于秘鲁经济结构的原因，加之中国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我们在关键经济部门，尤其是矿业部门，获得了大量投资，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们正在向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向中国出口关键矿产。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正与美国就一些议题，比如开发我国的海军基地，展开许多富有成效的对话，顺带一提，这一基地将非常靠近由中国企业开发的钱凯港。
那么，考虑到受这两个大国竞争影响的第三国，其回旋余地正日益缩小，您认为这种做法是否依然可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同时与两国保持良好关系，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当前的现实处境迫使我们奉行这样的政策。但考虑到当下的局势，您认为在中短期内，这种做法是否依然可行、依然能够维持下去？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约翰·奎尔奇：
我认为您别无选择。你承受不起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后果，那样你会失去筹码。而且，即便你百分之百倒向美国，你也未必会得到华盛顿的褒奖，也未必能获得多大的实质好处。一旦你这么做了，你恐怕也不会因此得到太多回报。
我认为，另一个关键维度在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行为方式。如果出现一波浪潮，各国因为华盛顿新的“慷慨援助”，或者新的军事压力，被迫倒向美国一边，而秘鲁，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保持中立，这可能会让局面变得更难处理。这既可能是一个机会，但也可能是一个困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您所身处的这盘棋局，涉及的是您所有的邻国，而不仅仅是中国和美国。所以这不仅仅是在中美之间做选择，而是要把中美这一维度，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阿根廷、智利等国在这一局势下的举动一并考量。
而且我认为，实际上，围绕这一议题的区域内对话，对拉丁美洲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对超级大国而言，不论是哪一个，我只是泛泛而言，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实在太容易了：来到一个大陆，就直接分而治之。换句话说，试图对每一个国家分别施加双边压力，逼问：“你到底是站在我们这边，还是站在我们的对立面？”拉美国家需要团结起来，确保自己不会被这样操纵。
Arvea Marieni，BEAM CUBE生态转型解决方案与国际事务总监：
非常感谢。首先，我今天也代表一家法国公司在场，这家公司在虚拟孪生技术领域处于业内前沿，我们运用了一些算法。我想强调一点关于欧洲的看法：欧洲目前不应被忽视。我们在技术上依赖美国，比如在云计算领域，73%依赖三大平台。我们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另外，我想提醒大家昨天发生的一件与安全相关的事情：Hugging Face遭到了ChatGPT的入侵，原因是某个模型逃出了沙盒环境，而最终“救场”的，是一个中国模型。
李振凡，斐济驻华大使：
谢谢王博士和奎尔奇教授。我只想发表一点评论，评论中也包含一个问题，接着秘鲁那位博学的朋友的话往下说。今天讨论的是中美之间的竞争，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秘鲁这样的国家，以及我们斐济自己时，我们不仅仅是在旁观这场博弈的展开，我们实际上，我不会说这是出于形势所迫，而更像是一种“觉醒”，正逐渐意识到，我们自己需要学习的，并不是“竞争”，而是“竞合”。这不仅仅存在于中美之间，世界其他国家也正在理解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模式，并学习如何“选边站”。
不是一种整体性的“选边”，而是一种解构式的“选边”。秘鲁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各自“选边”，但我们要走得更远。我们如今正走向一种近乎“微观”层面的选择，大学、课程、体育，几乎涵盖各个领域。我认为，这将催生出一种超越软实力或硬实力的新型力量。这是其他国家精心权衡后的一种力量，懂得何时运用软实力，何时避免硬实力，既体现在与美中两国的合作与相处中，也体现在各国彼此之间。
所以我们将学习如何与秘鲁打交道，尽管过去我们并不需要这样做。现在我们会主动去寻找如何与秘鲁合作的方式，因为也许我们的命运多少与南美洲联系在一起。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但我们将开始探索。新加坡正在探索非洲，而我认为，即便是斐济，我们身处大洋中央，我们也开始意识到：“嘿，我们并没有那么孤立。我们是有作用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这种觉醒超越了国家层面，它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孩子们现在正在学习如何玩这场“博弈”，对吧？我想他们此前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在父母之间“周旋”，这项技能他们早已掌握。但我认为，如今他们正在把这项技能运用到与教授、与学校打交道的过程中。
我女儿正经历这样的过程。她在西北大学读了一年，然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觉醒”了，跟我说：“我要休一个间隔年。”为什么？因为“我需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我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你能不能允许我休一个间隔年，去寻找自我？”她提出这样的请求，让我不禁反思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以及每一个个体，正在进入一种“竞争”的状态，而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竞争，这种趋势超越了国家。我认为，这将改变各个领域的动态，也会改变我们在教育问题上与孩子相处的方式：一部分时间在中国学习，一部分课程在美国完成；他们将学会“两边都选”。
我认为，这一趋势将如何改变这个大背景，目前还没有被充分纳入考量。其他影响中美关系的行为体，比如越南，也可能把局势拉向任何一个方向。如果南美洲更倾向于中国，美国就会做出反应；随后非洲开始施加自己的推力，亚洲又朝着另一个方向推动。这将是一场持续的平衡博弈。
约翰·奎尔奇：
我简单说几句。我认为，在这种情境下，牛顿定律是适用的：每一个作用力都会产生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对吧？在我看来，这真正需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领导层的延续性，一种历史意识，以及外交史的重要性，这些能够为当今民选领导人的决策提供参考。
我认为，我们今天在美国有时确实能看到这种情况，完全缺乏历史意识，也不记得过去曾经出现过、且结局不佳的类似情形。如果说，由于世界正走向多极化而变得更加难以驾驭，如果一个小国需要以探索的方式，与众多国家，而不仅仅是像贵国的情况那样，仅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这些关系，那么这就需要大量的知识、大量的历史积累、大量的经验。而且，你必须确保你的政府懂得通过长期培养高素质的外交人员来积累这些经验。外交人员队伍的延续性是非常重要的。
王辉耀：
好，我们还剩最后两个问题，一个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另一个来自中国石化前董事长。
马歇尔·米尔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高级代表：
谢谢。我的问题更多来自我此前的工作经历，当时我从事中美经济关系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方面的工作，那一时期促成了中美商业部门之间大量的“耦合”。而如今，我们看到的是商业部门的“脱钩”：美国企业不再对华投资，或者至少没有新增投资；中国对美投资也遭遇阻力。您认为这一趋势将走向何方？中美两国商业部门之间新的“竞合”关系，将会呈现出怎样的样貌？
傅成玉，中国石化集团前董事长：
非常感谢您就中美关系作出的分享。我想问一个不直接属于中美议题、却可能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那就是美伊战争。依我看，特朗普总统难以叫停这场战争，美国国内的军工复合体、亲以力量以及以色列政府等因素，都在影响其对伊政策。MAGA阵营的许多人并不希望卷入战争。眼下，特朗普似乎希望在中期选举前推动停战，但战争背后的多重力量以及伊朗可能采取的反制，使局势很难迅速平息。
我的问题是：您对最终结果有怎样的预期？伊朗政权会彻底更迭吗？霍尔木兹海峡会完全重新开放吗？还是说，我们会看到战事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再关闭六个月甚至一年？那么，您的预期是什么？
宋耀明，中国驻日本使馆经商参处前公使衔参赞，商务部亚洲司前商务参赞：
谢谢王博士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奎尔奇教授带来这场富有洞见的演讲，我非常欣赏您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像杜克昆山大学这样的高校，以及像全球化智库这样的智库，该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拓展学术合作、政策对话和人文交流，从而在战略竞争时期，依然能够继续发挥值得信赖的“二轨”桥梁作用？谢谢。
约翰·奎尔奇：
让我尝试简要回应一下这三个问题。
先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您提出的这个想法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正在思考，如何通过人工智能对话与其他高校展开合作，让不同高校的学生团队共同研究同一个问题，同时通过基于人工智能的对话，共同分享他们对某个问题，比如说未来十年我们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应该给出怎样的答案。因此，无论是在学生层面还是研究者层面，跨校合作都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得到有效的运用。
关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贸易与投资方面。我认为，贸易问题总是比投资问题更容易处理，也更容易推动落地。而双边投资确实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这一点属实。中国企业在美国所做的、尤其值得称道的投资，往往集中在那些并非高度敏感的行业。举个例子，有一家中国企业，万向，我发音可能不太准，从事汽车零部件行业。过去15年间，他们在美国中西部进行了多项投资，收购了一些濒临破产甚至已经破产的企业，凭借他们的制造业专长，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等地挽救了成百上千个工作岗位，帮助这些企业实现了扭亏为盈。这家企业因此在当地，那些工作岗位得以保住的州和城市，受到了市长和州长们的高度赞誉。
所以，我的建议是，无论你打算在哪里投资，都要牢记肯尼迪总统的那句话：“不要问中国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中国做什么。”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美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在你投资之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自问；而你作为投资者受到怎样的接纳，取决于你将为承接你投资的这个地方做出多少贡献。
再说战争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的判断相当悲观。美国与伊朗已经对峙47年，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间。特朗普总统发动的军事行动重创了伊朗领导层，但“报复”并非美国一方的专利。特朗普喜欢从国内政治对手的角度谈论报复，伊朗也可能有自己的报复打算。
距离11月的国会选举已经不远。我可以想象，德黑兰方面或许正在考虑某种反制行动，在10月初前后给特朗普总统制造意外，进而扰动全球股市，甚至影响选举结果。我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我只是想说，从地缘政治情景规划的角度看，希望华盛顿有人正在认真评估这种可能性。
王辉耀：
好，很好。说到这里，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在全球化智库名家午餐会上，我们与奎尔奇教授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极具启发性、同时也十分深入的对话。我们尊贵的现场嘉宾也给予了非常踊跃的参与，大家的提问和评论都非常有价值。
我尤其认为，今天午餐会的主题“竞合”很有意义。我想，在21世纪的世界里，我们将面对太多扑面而来的议题，不确定性、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全球债务，以及围绕贸易和投资的种种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合作，这依然是那个关键词，但当然，我们也不回避竞争。世界杯刚刚落幕，那么不妨让我们拥有一种世界杯式的、或者说奥运会式的竞争。我感到非常惊叹的是，您知道，48个国家参赛，每个人都遵守规则，最终决出了胜者。当中确实存在一些摩擦，但并没有真正演变成冲突，也没有“你死我活”之类的局面。
所以，我想，本着世界杯的精神，本着奥运会的精神，我们何不拥有这种友好的竞争，同时又真正维持合作？这或许正是这个“新概念”，其实是一个我们需要赋予新意义的“旧概念”，不仅适用于商业领域，也适用于未来地缘政治层面、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说到这里，我真心要感谢奎尔奇教授今天与我们进行的这场精彩对话，我们希望未来还能再次邀请您。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