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北京一间饭馆里，赵珈珈面对着萧星华，先问能不能抽一支烟。萧星华当时已经退下领导岗位，正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听说她也想抽，他摆了摆手：“四十多岁的人了，抽吧。”
话音刚落，他却把目光收紧，盯着赵珈珈问：“抽不抽大烟？”
这句问话听着突兀，甚至有些重。赵珈珈却明白，萧星华不是在闲聊，而是在提醒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烟可以谈，毒品不能碰。她马上回答：“不抽！亡国灭种的东西，不能沾！”
萧星华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饭桌上的气氛也恢复了平静。两人继续聊起家常，谈到做生意时，萧星华只是摆摆手，说自己靠工资生活，一个月有千把块钱就够用。
这不是客套话。赵珈珈知道，萧星华从小受到的家教，和许多革命家庭一样，讲究的并不是个人享受，而是做人要有分寸。钱太多、欲望太重，反而容易把自己弄丢。
赵珈珈之所以把萧家视为“归处”，还得从她的身世说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赵尔陆与妻子郭志瑞长期随部队生活。两人没有亲生女儿，后来商量着从亲属中各自过继一个孩子，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
赵尔陆选了哥哥家的孩子做儿子，郭志瑞则把姐姐后来生下的女儿抱到身边，这个女孩就是赵珈珈。她虽然是继女，却从未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低人一等。
在赵珈珈的记忆里，赵尔陆是个严肃而慈爱的父亲。工作时，他有军人的沉稳；回到家，却愿意趴在地上给女儿当“大马”骑。公文包刚放下，女儿便发号施令：“爸爸，我要骑马！”
赵尔陆也不恼，弯下腰就陪她玩。这样的场景，在戎马生涯中并不多见，却被赵珈珈记了很多年。
赵尔陆和郭志瑞的婚姻，也是在战争年代慢慢建立起来的。长征到达陕北后，赵尔陆在红军大学学习，郭志瑞在延安通信学校工作。经人介绍时，郭志瑞嫌赵尔陆眼睛小，起初还说不同意。
谁能想到，这句带着几分玩笑的话，后来成了两人相伴几十年的开端。赵珈珈回忆，父母共同生活多年，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争吵。
不过，战争给这个家庭留下的伤痕，并不轻。
1937年，赵尔陆夫妇奉命前往晋察冀。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因为部队环境险恶，夫妻俩只好把孩子寄养在当地农民家中。日军频繁“扫荡”，百姓缺粮少药，孩子出生不到七个月，便因重病无药医治而夭折。
这样的悲剧，在抗日根据地并非个例。战火不仅夺走战士的生命，也让许多刚出生的孩子来不及长大。
1940年百团大战前后，郭志瑞再次怀孕。那时根据地物资紧张，她身体本就虚弱，生产时又遇到难产，整整痛苦了两昼夜。大出血，加上医疗条件有限，医护人员一度束手无策。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赵尔陆接到上前线指挥作战的命令。他看了一眼病床上的妻子，对医护人员说：“给她准备后事吧。”
说完，他骑马离开。后来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郭志瑞却活了下来。多年以后，她谈起这件事，仍然承认自己当时很难过，却没有因此怨恨丈夫。她清楚，在那个年代，军令和战局常常压在个人感情之上。
赵家与萧家的交往，也是在这样的岁月里积累起来的。赵尔陆和萧克早在红军时期便相识，后来又共同经历了长期革命战争。一个熟悉部队建设，一个善于统筹作战，两人性格不同，却都重情重义。
新中国成立后，两家住得很近，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赵珈珈小时候，赵尔陆常带她去萧克家做客。她与萧克的长子萧星华年龄相近，来往久了，早已不是普通朋友，而像亲兄妹一样。
萧星华出生于1939年。小时候的他十分调皮，挨母亲蹇先佛训斥是常有的事。每当萧家传出孩子哭闹声，郭志瑞便赶过去劝架。她嗓门大，脾气也直，常对蹇先佛说：“孩子还小，别动不动就打。”
奇怪的是，别人劝说，蹇先佛可能越听越气；郭志瑞一开口，她的火气却很快消了。久而久之，萧星华便把这位郭阿姨看成了自己的“救命星”。
1988年秋，郭志瑞去世。赵珈珈失去母亲后，与萧家的联系更加密切。那时萧克正专心写作，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他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出版，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
萧克曾把《朱毛红军侧记》和《浴血罗霄》送给赵珈珈。对她而言，那不只是两本书，更像是萧叔叔留给晚辈的纪念。书页里的战争，是历史；书页之外的情谊，则贯穿了两家人的大半生。
有一次在北京街头，赵珈珈坐公交车经过路口，忽然看见一个穿旧皮大衣、骑着旧摩托车的人。她定睛一看，竟是萧星华。公交车启动后，两人一人在车内，一人在车外，并排行了一段路。
赵珈珈隔着车窗喊：“你妈妈好吗？”
萧星华回答：“好，你爸妈好吗？”
街上的行人纷纷侧目，他们却顾不上这些。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很普通，却带着两家人几十年相处形成的熟悉。没有客套，也不需要刻意解释。
所以，饭桌上那句“抽不抽大烟”，看似是一句严厉的盘问，背后其实藏着兄长般的关切。赵珈珈的回答，也让这段延续于战争年代的亲情，落在了一个极具体的生活细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