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日，双堆集战场，陈毅在总前委指挥所拿起电话，急着询问华野指挥部。黄维兵团已经被围数日，中野部队连续攻击，却迟迟撕不开防线。电话接通后，陈毅没有寒暄太久，直接问粟裕：“你们打黄百韬用的什么办法？”
粟裕给出的答案只有四个字：近迫作业。
所谓近迫作业，并不是单纯挖几条交通壕，而是借助夜色和地形，把战壕一点点挖到敌人阵地前沿，再配合炮火、爆破和步兵突击，逐段压缩守军的活动空间。这个办法，正是华野在碾庄围歼黄百韬兵团时摸索出来的。
陈毅听完，马上转身告诉刘伯承、邓小平：“碾庄的办法，可以试一试。”这通电话看似简短，却改变了双堆集战场的攻坚节奏。
黄维兵团之所以难打，不能只归结于将领顽固。1948年11月，中原野战军经过大别山长期作战，部队损耗较大，装备尤其匮乏。全军六个纵队，重炮数量极少，炮弹也十分紧张。
相比之下，黄维第十二兵团由四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组成，主力多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装备较好，工事修筑也相当扎实。它像一个缩在村落、壕沟和地堡里的重兵集团，单靠勇猛冲锋，很难迅速解决。
更棘手的是，中野此前缺少大规模阵地攻坚的经验。1947年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为了快速行动，许多重装备被迫舍弃。到了淮海战役，中野虽然兵力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新补充人员，炮兵和工兵力量都不足。
刘伯承曾用很通俗的话鼓舞部队。他说，黄维是一个“硬核桃”，但再硬也要想办法砸开。邓小平的态度更坚决，认为这一仗关系淮海战役全局，哪怕付出巨大牺牲，也必须把黄维兵团钉在双堆集。
11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在小刘家部署围歼行动。刘伯承没有急于强攻，而是利用黄维急于北进、又对中野战斗力有所轻视的心理，令陈赓率第四纵队在南坪集一带摆出阻击姿态。
陈赓奉命坚守数日，随后有计划地撤出阵地。黄维误以为中野难以抵挡，迅速向北推进。11月25日前后，黄维主力被压缩到双堆集地区，逐渐陷入包围。
围住之后怎么打，指挥层一度存在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围三阙一”，留下缺口诱敌突围，再在运动中歼灭；刘伯承、邓小平则认为，黄维兵团装备精良，一旦放开口子，很可能依托村庄和工事逐步推进，反而增加围歼难度。
刘伯承的判断很实际：敌人如果不肯大规模突围，而是占据一个村庄经营一个村庄，围军就会付出更多代价。因此，中野采取了紧缩包围、逐步削弱的办法，把黄维兵团困在有限区域内，再逐个据点实施攻击。
黄维内部也曾出现突围意见。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判断形势不妙，建议向东南方向突击，设法接近李延年兵团。黄维同意以主力突围，却被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提出的“单师担任前锋”方案打乱。
廖运周实际上已经秘密起义。他率部脱离原阵地后，后续部队遭到中野打击，黄维很快发现情况异常。前锋失去联系，突围计划随之失败，黄维兵团只得继续困守双堆集。
11月28日晚，中野开始对黄维兵团发动攻击。战斗很快表明，三天解决战斗并不现实。黄维部队依托村落构筑多层防御，重机枪、迫击炮和火炮交叉配置，中野部队每前进一段，都要付出不小伤亡。
粟裕对此早有预判。他知道，围歼重兵集团不能只靠包围，更不能把运动战的办法直接搬到坚固阵地上。碾庄战斗已经证明，挖交通壕、修掩体、靠近敌前沿，再集中火力突击，能够减少部队暴露在开阔地上的时间。
得到指示后，中野部队迅速调整战法。交通壕向前延伸，突击队利用夜暗逼近敌人外壕；炮兵集中射击，工兵携带炸药破坏地堡和鹿砦。九纵工兵还利用废油桶制作抛射装置，将大捆炸药投向敌阵，战士们称它为“土飞机”。
这种土制爆破器材谈不上精密，却适合当时的战场条件。它的作用不是替代大炮，而是在炮火不足时，给前沿突击增加爆破力量。黄维部队的防御工事被连续撕开，原本彼此支援的据点开始失去联系。
12月5日，刘邓陈下达全线总攻命令，攻击于12月6日16时开始。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组成东集团，第六纵队等部队组成南集团，第一、三纵队与华野第十三纵队组成西集团，分别从多个方向压迫双堆集核心阵地。
战斗依然艰苦。粟裕担心的不只是黄维本身，还有蚌埠方向的援军和徐州、武汉方面可能出现的兵力调动。黄维兵团拖得越久，战场变数越大。于是，华野继续抽调力量增援，炮兵纵队也被投入双堆集攻坚。
12月10日，陈毅再次与粟裕通话，说明战事可能还要持续七至十天。粟裕随即建议，华野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先集中解决黄维兵团。随后，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部增援，并参与南集团指挥。
陈士榘到达后，华野炮兵加强了重点方向的火力。12月14日，东、西、南三面部队继续压缩阵地，尖谷堆等重要据点被攻克，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开始崩溃。
12月15日，双堆集地区战斗结束，黄维兵团主力被歼，黄维被俘，胡琏逃脱。陈毅那句急切的询问，答案并不在电话本身，而在一条条逼近敌阵的交通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