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英国大曼彻斯特郡海德镇，律师安吉拉·伍德拉夫拿到母亲凯瑟琳的“新遗嘱”后，没有急着办理继承手续，而是盯住了纸张、字体和签名。
这份文件看上去并不复杂。凯瑟琳把部分财产留给女婿和孙辈，却又特别写明，要给家庭医生哈罗德·希普曼一笔遗产。更不寻常的是，遗嘱由打印机打出，只有末尾签名是手写的。
安吉拉本身就是律师。她知道，遗嘱上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决定财产归属，也可能成为案件证据。她很快发现，这份遗嘱与母亲早在1986年订立的文件差别极大。
凯瑟琳退休前做过文秘，处理重要事务一向谨慎。她过去留下的遗嘱保存得很完整，格式、用词和签署方式都有明确习惯。眼前这份文件，却像是临时拼凑出来的。
更让安吉拉不安的是，母亲去世前几天还身体硬朗。81岁的凯瑟琳能够外出参加活动，也能与女儿见面聊天。可在1998年6月24日，她却突然死在家中，死亡证明由希普曼签署。
那天中午，凯瑟琳原本和朋友约好在俱乐部吃饭。朋友迟迟等不到她，便赶到住宅查看，发现她躺在客厅沙发上。希普曼接到电话后赶来，实施抢救，但没有把人送往医院，而是很快确认死亡。
“她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去世？”安吉拉曾这样追问。
希普曼给出的解释是突发性心脏问题，随后建议家属尽快安排葬礼。多年来，他在海德镇的形象十分可靠，老人看病、上门诊疗，很多居民都找他。正因如此，凯瑟琳去世后，几乎没有人立即怀疑这位医生。
安吉拉却没有放下疑问。她把母亲原来的遗嘱、所谓的新遗嘱以及死亡证明放在一起比对，发现其中存在明显矛盾。希普曼既是最后接触死者的医生，又成为新遗嘱的受益者，嫌疑自然集中到了他身上。
她向警方报案，并申请对母亲遗体进行尸检。一个多月后，凯瑟琳的坟墓被打开。小镇居民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安吉拉不近人情，也有人觉得她是在无端怀疑一名“好医生”。
尸检结果很快改变了舆论方向。法医在凯瑟琳体内发现了大量二醋吗啡，也就是医用海洛因成分。家属明确表示，凯瑟琳没有吸毒习惯，也没有接受这类药物治疗。
警方随即搜查希普曼的诊所，发现了相关药物和一台打印机。打印机留下的字形，与那份可疑遗嘱的文字高度吻合。遗嘱不再只是继承纠纷，而成为指向谋杀的重要线索。
调查继续扩大。警方重新核查海德镇一些老年人的死亡记录，发现不少死者都曾由希普曼上门诊治，死亡时间也常常集中在他单独接触患者之后。部分遗体经过检验，同样发现了异常的二醋吗啡。
希普曼最终于1998年年底被捕。2000年，他因谋杀凯瑟琳等15人以及伪造遗嘱，被判处终身监禁。庭审中，他始终否认杀人，并试图把凯瑟琳说成药物成瘾者，但药物检验、遗嘱证据和诊所资料彼此印证，使辩解难以成立。
案件审理后，英国政府成立专门调查。调查认为，希普曼造成的死亡人数远不止15人，至少有215名患者死于他的手中，其中171人为女性。多数受害者是老年人，死亡往往发生在家中，表面上像自然离世，因而长期没有引起足够警觉。
有意思的是，希普曼并非一开始就以残暴形象出现。他1946年1月14日出生于诺丁汉郡，1965年进入利兹大学医学院，1970年取得医学资格。早年行医期间，他曾因违规开具含有二醎吗啡的处方、并被发现自行使用药物而遭医疗机构处理，还接受过戒毒治疗。
但这些经历并没有让监管部门彻底阻止他继续行医。1977年，他来到海德工作；1993年离开医疗中心，开设私人诊所。熟悉社区、肯上门看诊、善于取得老人信任，这些特点后来反而成了他接近受害者的便利条件。
2002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希普曼利用医生身份和患者信任实施犯罪，医疗监管、死亡登记以及处方管理都存在漏洞。许多死亡被简单归入高龄、疾病或自然原因，缺少独立复核。
2004年1月13日，希普曼在韦克菲尔德监狱内自杀身亡。至于他为何持续作案，调查和相关研究提出过多种解释，但没有任何心理因素能够替代刑事责任。真正让案件暴露的，并不是某个神秘线索，而是一名律师面对异常遗嘱时，没有把怀疑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