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3月3日，浙江台州附近空域，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飞行员刘承司驾驶一架米格—15执行训练任务。飞机离开预定航线后，突然改变方向，越过海峡，飞向台湾桃园机场。一名飞行员的转向，迅速变成一场牵动两岸军方的重大事件。
刘承司抵达桃园后，台湾方面立即将其视为重要宣传对象。对当时的台湾当局而言，一架苏制喷气式战斗机和一名熟悉大陆航空兵情况的飞行员，价值都不只是象征意义。
但这次降落并不顺利。为了给米格—15让出航路，桃园机场方面让两架正在训练的飞机继续滞空。顾正华、李叔元驾驶的训练机在空中盘旋等待，燃油却一点点减少。后来，两架飞机因燃油耗尽发生事故，两名飞行员不幸遇难。
这场悲剧，使刘承司的叛逃带上了更加复杂的色彩。台湾方面得到了一架飞机，却付出了两名飞行员的生命代价。围绕他的动机，许多记载都提到了一块没有发到手的手表。
1961年，刘承司结束航校训练，被分配到海军航空兵第6师第16团。航校生活艰苦，进入部队后，食宿条件有所改善，飞行训练也比过去更接近实战要求。对年轻飞行员来说，这本来是走上专业岗位、等待立功机会的阶段。
当时部队有向新战士发放慰问品的惯例，手表虽然普通，却带着一种被组织认可的意味。战友们陆续拿到手表，刘承司却没有领到。他没有弄清具体原因，只觉得自己被冷落了。
这件事背后，还有当时物资紧张的现实。1960年至1962年间，全国部分地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许多地方供应困难，军队经费和物资也受到影响。据相关说法，部队原有的一块手表遗失后，为了弥补损失，发放安排出现了调整，刘承司恰好成了没有领到手表的人。
问题在于，解释没有及时传达到他那里。一个具体物品的缺失，被他理解成了上级对自己的否定。这样的误会，单独看只是生活琐事，放进纪律严明、等级分明的军营环境里，却容易不断积累成情绪。
他买来一只普通闹钟，挂在脖子上带回营房，对战友说：“没有手表，就拿这个看时间。”这句话带有玩笑意味，也有明显的不满。可在管理者眼中，军人公开以这种方式表达牢骚，已经触碰了纪律要求。
刘承司因此受到处理，飞行资格一度被暂停。飞行员不能参加飞行，意味着职业身份受到直接影响。他随后写下检讨，承认自己的行为不当，并请求恢复训练资格。检讨递交后，他重新获得了飞行机会，但那次处罚显然没有消除心中的隔阂。
有意思的是，个人情绪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金门炮战后，两岸军事对峙持续，台湾方面通过广播、传单等方式吸引大陆飞行员投奔，并以黄金、职位和生活待遇作为诱因。相关广播反复介绍台湾的生活条件，还讲解飞行员抵达后的联络方式。
这些宣传并非临时起意。对台湾当局来说，争取一名飞行员，既能获得军事情报，也能制造舆论影响。刘承司在部队中的不满、对前途的疑虑，以及外部宣传的持续刺激，最终叠加在了一起。究竟哪一项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史料中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
3月3日当天，刘承司完成例行飞行后改变航向。地面人员发现异常时，飞机已经接近台湾方向。米格—15飞出原定空域，继续向桃园机场飞行，地面拦截和劝返都已来不及。
刘承司降落后，台湾方面举行了接待，并对外突出其“驾机归来”的宣传意义。有关部门对他进行审查和询问，重点了解大陆航空兵的编制、训练、机场以及装备情况。米格—15本身也被视为重要战利品，台湾方面希望借此掌握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的性能特点。
大陆方面则迅速展开调查。与这次飞行有关的指挥、警戒和管理人员受到追责，部队也进行了调整。对于航空兵来说，飞行员驾机叛逃不仅是个人行为，还暴露出航线监控、思想管理和地面指挥等环节的问题。
台湾方面曾以黄金重奖刘承司，公开资料中常见“一千两黄金”的说法。此后，他获得一定职务和生活安排，成为媒体关注的人物。这样的待遇并没有持续太久。宣传价值消退后，他在台湾军政体系中的实际作用逐渐下降，活动范围也受到限制。
关于他后来的婚姻和生活，台湾方面的记录与民间叙述存在不少差异。有资料称，他与蔡健美结婚，婚姻持续约二十年，始终没有子女；也有说法认为，这段婚姻带有监视和控制性质。由于相关档案并不完整，这些细节不能全部视为已经完全证实的定论。
可以确定的是，刘承司后来并没有成为台湾军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个曾被高调接纳的叛逃飞行员，在失去宣传价值后逐渐沉寂，生活待遇和社会关注都明显下降。那块手表只是导火索，真正推动他转向的，是个人性格、部队管理、时代压力和对岸宣传共同造成的结果。
而桃园机场上空那两架因等待而耗尽燃油的训练机，则使这起事件留下了无法绕开的伤亡记录。刘承司成功落地，并不等于所有人都获得了所谓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