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自古便是南北往来的通衢要地，民国初年的老城街巷与新兴商埠里，散落着百十家风貌各异的旅人栖息处：从带着老济南吉利讲究的“升”字号老客栈，到西洋化的新式饭店，不少近代名人都曾在此留下行迹与手迹。循着这些老客店的残迹，我们能窥见百余年前泉城独一份的行旅烟火与待客风度。
文|牛国栋
那些“升”字号传统客栈
民国初年，接待顾客入住的地方统称为客栈或客店，一般的店名多是字号加“栈”字或“店”字，有极个别的叫旅馆，甚至还有称书屋的，不知与书有啥关系。而直呼旅社、宾馆或饭店，应该是稍晚些时候的事。
彼时济南，稍有名气的客栈有五十家左右。城内有三十几家，主要分布在大小布政司街、贡院墙根街、东城根街、县东巷、县西巷、鞭指巷、高都司巷、后宰门街等靠近各级衙门和商业繁盛之地；彼时商埠建设仅十年光景，但客栈已有二十家，多集中在大马路（后称经一路)、二马路（经二路)、纬一路至纬五路，商埠的客栈大多设施新、档次高，有少量为外国人所开设。
清末民初，北方的旅馆多为庭院式。
早年的客栈名称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即“升”字居多。旧时，“陞”“昇”“升”三字，字义不同，使用分工明确，“陞”字主要有登高、职务升迁之义；“昇”字主要有太阳升起、升腾、升空之义；“升”字本义是量具，如一升米。现代统一规范使用简化字，三字统一写作“升”字。
济南彼时带“陞”字的客栈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旨在图个吉利，令顾客高兴，像“高陞”“连陞”“来陞”“进陞”“鸿陞”“泰陞”“吉陞”“济陞。”另有五家带“昇”字的，如“连昇”“福昇”“昇荣”“荣昇”“日昇。”还有七家叫“书屋”的客栈，像“东来”“人和”“北顺”“安庆”“瑞昌”“同升”“文林”，有趣的是，这些“书屋”都在老城。
晚清刘鹗的章回体白话小说《老残游记》中，有一段老残住店的描述，虽是小说，却颇为写实，成为晚清济南为数极少的客店场景呈现。其中写到，进来济南府城，老残“到了小布政司街，觅了一家客店，名叫高升店，将行李卸下，开发了车价酒钱，胡乱吃点晚饭，也就睡了。”这里提到的小布政司街，即今省府东街，此街旧时西通布政司，北面紧邻贡院，向东连接芙蓉街和府学文庙，是当年各地来省里参加乡试的秀才们必经之路，更是书肆、文房、古玩商家扎堆的街区。
晚清时的高升店。
比《老残游记》问世晚10年，济南大东日报社出版了叶春墀所著《济南指南·游览食宿》，其中有两家名叫“高升”的客店，一是高升栈，在商埠纬一路；二是高升店，在府学门前南首路西，与小说中所述位置十分接近。
小说中写到，老残当时住店内东厢房，北上房住着两位天津来捐官的李老爷和张老爷。从老残和店里茶房对话中可以了解到，这家客店还有点心和夜膳供应，外面的馆子也来此送餐，类似今日“外卖。”从所住客人身份、服务门类及院落布置判断，高升店属彼时城内较高档次的客店。
商埠内的新式旅馆
当时济南旅馆业档次最高的应数商埠区内外国人直营的饭店。经一路纬二路交界口东北角的石泰岩饭店，老板为德国人Schidain，店名以其音译命名。经营方式主要为适应德国等欧美侨民需求，完全西洋化。店内提供西餐，如香煎牛排、生牛肉末、牛尾汤、铁扒鸡和冰激凌等。“平日宴客，须先日通知，当日就食，须按定时，否则不备。”
该店客房拥有四五十个干净整洁的床位，另设洗澡间。当时一般旅馆每天每间租价为八角到一元，而这里单人房每天二元五角，双人房每天高达四元。店规明确要求，不准叫人陪酒、弹唱，不准猜拳行令。这里不仅成为外国客商聚会和社交场所，也是官府高规格接待和食宿首选之地。
1922年7月3日至9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来济南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会议时，居住在此。
1934年春，柳亚子夫妇陪母亲来济南游览，入住于此，对这里的服务很满意，特赋诗一首：“一树棠梨红正酣，紫丁香发趁春暄。明窗净几堪容我，暂解行縢石泰岩。”
众多名人下榻津浦宾馆
位于十王殿旧址的津浦铁路济南宾馆（简称津浦宾馆）和经一路纬三路口的胶济铁路饭店（简称胶济饭店)，是两家规模较大的高档酒店，分别隶属于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两大管理机构，“不但组织完备，而建筑亦极壮丽。旅客宴友，亦可代办，自备汽车接送旅客。”(周传铭著《济南快览》)
津浦宾馆由津浦铁路管理局办公楼改建而成，这座建筑由德国人设计，建于1908年至1912年，坐西朝东，正冲馆驿街，建筑中间高三层，两侧各二层，均带阁楼。原址上旧时有座民间祠庙十王殿。因此，该楼落成很长时间，当地人仍俗称其为“十王殿大厦。”
1922年，津浦铁路局驻济南机构撤销，此楼改为宾馆，并自备电影放映场地及设备，“以娱旅客。”当年10月，来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胡适和黄炎培在此小住。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家宾馆，是津浦铁路局设的，开张不久，建筑还好，陈设设备很好；在北京只有少数可比得上他。上海的大东、东亚太闹，不如此地静而宽广。”济南当地的教育家王祝晨、鞠思敏和省立一中校长完颜祥卿等人都曾到此拜访胡适。胡适在客房内还起草了本次会议上提报的《学制修正案》。
1924年4月，印度著名诗人、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在去往北京途中顺访济南，也在此小住，诗人徐志摩担任随行翻译，作家王统照负责地方接待。4月22日下午，泰戈尔一行到城内山东省议会举行完演讲，又回到宾馆出席济南各校校长的宴请。
1926年，京剧评论家、专栏作家“马二先生”冯叔鸾，应济南朋友之邀来济游玩，曾住于此。他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的《济南旅行记》中写道：“下榻于津浦宾馆，布置殊精，规模亦宏，房金尚不甚昂，较诸上海安乐宫、广州亚洲酒店，在伯仲间。惟饮食品皆照津浦车取价，殊嫌略昂耳。”
站房内的胶济饭店
胶济饭店在胶济铁路济南站站房内。饭店位于车站大厅西侧，有专用通道，与车站有分有合，车站贵宾室便在胶济饭店内。这里既有客房，也提供西餐。胶济车站东南隅，紧靠经一路北侧，有东西并列的两栋带有红瓦大屋顶的德式建筑，始建于1909年，原系德国所属山东铁道公司的办公用房，后来辟为胶济饭店东号，车站里面的老店则称总号。
位于胶济铁路饭店内的车站贵宾室（陈宇舟 供图）
1931年1月28日，胡适从青岛回北平，又一次顺访济南，在胶济饭店小憩几个小时。
1934年8月12日，作家郁达夫携妻子王映霞及儿子郁飞，从青岛坐火车到北平时路过济南，在胶济饭店小住。可能是大雨过后的缘故，他说这里“臭虫蚊子极多。”
1935年7月26日上午，时为天津《大公报》编辑部主任、后为总编的王芸生从天津乘火车抵达济南站，准备换乘去青岛休假，他在济南待了半天，游览了趵突泉、大明湖，在省立图书馆看出土的古物，在国货陈列馆看了半出文明戏（话剧)，在浴德池洗澡，最后到胶济饭店吃饭，随后乘夜车继续东行。
1936年，旅行家、散文家倪锡英所著《济南》一书，对济南旅馆业评价较高，尤其对胶济饭店情有独钟，他写道：“当一个外乡的旅客，到济南去住几天，在生活上一定也是很舒服的，济南的旅馆也很发达，全城的旅馆不下一百多家，就中以胶济饭店的设备最精美，可与上海的高等旅馆相比……内部的布置和陈设，完全采用德国式……房金每天自二元五角至六元和上海南京比起来，的确是价廉物美。其他的各家旅馆，设备当然比不上胶济饭店，可是房价却很便宜。”他对这家饭店附设的西餐部也赞美有加，认为济南数家西餐馆中，“设备也以胶济饭店为最讲究。”
商埠内其余称为旅馆的，也都参照开埠城市的通行办法，每天派人到火车站接送，房价稍高者饭食在内，一日两餐，面食与米饭任选，合座则两荤四蔬一汤，单开则一荤一素一汤。若顾客不需餐饮，价格可以优惠，甚至减半。
至于名叫客栈的，有个别档次也不错。1921年4月底，曾任云南省省长兼政务厅厅长的由云龙乘特别快车来济南游历，住商埠纬四路大东栈，他认为这里设施还不错。他在《济南游记》中写道：“其头等房铺设完善，较上海之大东一品香房间宽数倍，每日房值不过一元五角而已……”
大多数客栈设施一般，价格低廉，主要面向木材、煤炭、粮棉油和牛马羊的采购商，大多只供住宿，不供餐食。这样的客栈多集中在火车站及货栈附近的大马路沿线。而那些大车栈，设施则更为简陋，甚至是大通铺，铺位上只有草苫子，铺盖只能自己随身携带。这也向人昭示，同为旅人，境遇相差极大。
(作者为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副会长、文化旅游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