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中，秦麦的叙述一直沉静、平缓，娓娓讲述她被抓到创德（戒网瘾学校）的过程，在其中经历的一切，以及与家庭近10年的拉扯。她条分缕析，理性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杨永信和“豫章书院”的故事在创德里上演：限制人身自由、洗脑、辱骂、体罚、殴打，甚至猥亵和强奸，教官可以喝一口水随机往学生身上吐，学生为了自保相互举报。这里是远离法律、道德和人性的地方。
秦麦是被父母送进去的。秦志坚（父亲）和刘春梅（母亲）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非常典型的“东亚父母”。秦志坚奉行“棍棒底下出好孩子”的理念，用暴力应对孩子的“不服从”。秦麦一直想“打过他”，并且某一次真的用学过的散打技能“打过了他”。秦志坚当时说：“你长大了，会用武功打我了。”从那之后，他再没动过手了。但有一次他对秦麦说：“我多么希望你现在还是小时候，打你一顿就能解决了。”刘春梅则是“控制式教育”，以超出边界的方式高度介入秦麦的生活。刘春梅所有的朋友，都来自秦麦同学的父母，即使这些同学她并不熟悉。刘春梅会插手她在班里的座位，在她领导的社会活动小组同学面前贬低、大骂她，甚至张罗操办她初中班主任的婚礼。
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逻辑来自个人的生命经验。秦志坚说，他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自己是被其他长辈带大的，挨打是家常便饭。他说他从小学唱戏，很多次“面临生命危险，但是你去抱怨谁”？刘春梅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从小被忽视，受了很多委屈，她认为插手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可以让孩子走得更远、更稳。
对青春期的秦麦来说，父母的教养方式让她觉得窒息。在16岁之前，秦麦觉得幸福快乐。一切的变化始于高中，随着主体性慢慢建立，她和父母之间的拉锯越来越强烈。小到同桌是谁，大到填报志愿、人生规划，父母“要么强势插手、要么道德绑架”，秦麦走出的每一步都不是自己的选择，她好像成了满足父母要求的工具，最终崩溃、反抗，被父母视为“社会的垃圾”，送进了戒网瘾学校。
后来，刘春梅也反思过，“我们中间确实对她有忽略，陪伴有些少，跟现在‘80后’‘90后’的父母比起来，有很多有失宽容的地方”。但她也承认：“如果让我从头走（教育秦麦），我也未必走得更好。”秦志坚则反问我：“哪个父母不打孩子？难道你的父母不打你吗？”虽然秦志坚也说，很后悔把秦麦送去了那里，但在采访中每一次类似表达后，他总会加一句“但是”，“但是她当时已经那样了”。言下之意是，把女儿送到戒网瘾学校是他当时唯一的希望。
2024年12月，秦麦所在的创德校区已卸掉招牌，大门紧锁。图/受访者提供
去年我做过有关网瘾的另一组封面报道，视角是反对网络游戏的父母联盟，和这次报道形成了一种对照——反游父母联盟中也有人曾把孩子送进了戒网瘾学校。戒网瘾学校是亲子矛盾的转移和聚合地，背后是父母与孩子在经验、认知、情感上的断裂。这些断裂在东亚家庭中如此普遍，以至于构成了戒网瘾学校生存的“市场”。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教授彭凯平在接受采访时说，家庭教育问题背后是社会教育的偏差：没有人教过孩子解压，也没有人教过父母如何不施压，而“无知就会无能，无能就会扭曲”。
秦麦有个15岁的妹妹，与她内敛的性格不同，妹妹从小爱说话、爱唱歌跳舞，活泼张扬，更受父母偏爱。把秦麦送入戒网瘾学校后，秦志坚和刘春梅来看她时说：“你现在太娇气了，就是因为小时候打你打少了，如果我从现在开始多打你妹，你妹就不会像你这么娇气了。”从创德出来再见到妹妹时，秦麦发现她变胖了，眼神躲闪，佝偻着背，无法再像小时候那样大胆表达自己的感受。她意识到，离开家之后，妹妹被迫扮演起了她的角色。
对戒网瘾学校的监管已在加大力度，但家庭内部的悲剧还在循环上演。
记者：邱启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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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