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北京绍兴会馆，周树人把一篇稿子交给《新青年》。那时，他还不是后来家喻户晓的“鲁迅”，只是教育部任职、兼做文章的周树人。
稿件发表后，署名却换成了三个字：鲁迅。
这篇文章就是《狂人日记》。它以白话文写成，采用日记体，通过一个“狂人”的眼睛观察现实，后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白话小说。鲁迅也由此正式走进公众视野。
但“鲁迅”并不是临时起意的雅号。
鲁迅的本名并非周树人。1881年，他出生在浙江绍兴东昌坊新台门周家，乳名和原名为周樟寿。1898年赴南京求学时，改名周树人。至于“鲁迅”二字，他后来给出的解释颇为特别。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记述，鲁迅曾说，母亲姓鲁，古代周鲁同姓，而且“鲁”还有愚钝之意；“迅”则承接早年使用过的“迅行”。合在一起，便有“愚鲁而迅速”的意味。
这不是单纯为了好听。
《新青年》的编辑当时不太愿意作者使用过于明显的别号，周树人便从“迅行”转出“鲁迅”。一个署名，既避开了旧有身份，又保留了个人经历的痕迹。后来这个名字成为文学史上的标志，起点其实很朴素。
鲁迅一生究竟用过多少笔名，统计并不完全一致，通常说在一百八十个以上。数量之多，足以让熟悉他的人也常常弄错。
他使用笔名，有时是为了发表方便，有时是为了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也有时只是针对文章内容，临时选一个合适的署名。笔名对鲁迅而言，不是装饰，而像一层层可以更换的外衣。
有的外衣，带着锋利的讽刺。
1924年，鲁迅编印《俟堂专文杂集》，收录自己在绍兴搜集的古砖、瓦当和拓片，署名“宴之敖者”。这个名字看起来古怪，背后却藏着一段家庭冲突。
鲁迅曾解释，“宴”字可以拆出家屋、日、女等意象，“敖”有出游、放逐之意。他把这几个字组合起来，指向“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这里所说的“日本女人”，指的是弟弟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
1923年，鲁迅与羽太信子发生冲突，随后离开北京八道湾住宅。那处房屋是他出资购买、供家人共同居住的地方。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搬到砖塔胡同，家庭关系也由此彻底改变。“宴之敖者”表面是考据式笔名，实际包含了强烈的私人情绪。
另一个笔名“长庚”，来源却早得多。
鲁迅是周家长子。十九世纪末，医疗条件有限，孩子患病夭折并不罕见。1882年初夏，还未满周岁的鲁迅被父亲送到绍兴长庆寺，拜和尚龙祖为师。龙祖给他取法名“长庚”，还送了两件所谓的“法宝”。
法宝后来不知所终，“长庚”这个名字却被保留下来。鲁迅偶尔以它署文，算是幼年经历在成年写作中的一次回声。
笔名多，也带来过误会。
1934年1月6日，上海《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黎烈文设宴，为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送行。鲁迅、阿英、唐弢、胡风、徐懋庸等人到场，林语堂夫妇后来才赶来。
林语堂坐到鲁迅身边，寒暄几句后问：“周先生又换笔名了吧？”
鲁迅反问：“怎么见得？”
林语堂说：“新近有个徐懋庸，像是你的笔名。”
鲁迅指着旁边的徐懋庸笑道：“这回猜错了，真人就在这里。”
这场误会并非毫无缘由。徐懋庸当时年轻，杂文写得尖锐，文字中也有针砭时弊的劲头；他与鲁迅有交往，文章风格又同样不留情面，难怪林语堂会产生联想。
1935年，徐懋庸出版《打杂集》，还请鲁迅作序。鲁迅后来写下《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两人之间的文字往来，也说明“笔名相似”并不等于作者身份相同。
鲁迅的笔名，有些来自家世，有些来自冲突，有些源于旧名，还有一些只是文章发表时的临时选择。它们分散在报刊、译作、杂文和学术文章中，留下了不同阶段的生活印记。
所以，读到“鲁迅”二字时，看到的并不只是一个固定名字。它曾经是周树人的署名，也曾遮住一个在多重现实之间写作的人。阿拉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