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件事情已引进了社会的热议。一件是胖东来要招聘后厨员工，引来了3000多研究生报名。其中包括部分博士研究生。
这件事说起来真的有点让人不可J思议。一个超市后台，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竟然引来了这么多高学历的人来报名。以至于引起了胖东来的落泪。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就业形势的严峻。
从20多年前的大学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百分之七八十高中生的都能上大学。但与此同时也使得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近几年，每年毕业1100多万个大学生研究生，而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就业形势异常严峻。不仅大学生就业情况不理想，即使是研究生也是工作难求。
我家有个亲戚也是理工科研究生毕业两年了。简历投出了上百份，也参加了多次招聘考试，但是仍然没有结果，还闲在家里。
一个研究生毕业，最低也是二十五六岁了。家里千辛万苦供他读了20年书，结果出来找不到工作，自己难以用劳动养活自己，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胖东来的落泪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感觉到国家悉心培养的有专业技能的研究生，竟然为了就业，屈尊到他这里来，做一些不需要多少技术含量的工作。他感觉到这不仅是人才的错配，更是人才的浪费。也希望国家能够看到这种现象，真正地重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与这件事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件事，最近也引起了热议。那就是北京大学国发研究院的副院长张丹丹教授，在一个访谈中说到，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
因为灵活就业可以给人带来自由，可以自由选择时间。不像体制内的996，必须按时上下班，没有自由。
在张丹丹看来，那些开网约车的、送外卖的这种自由职业者，虽然收入不稳定，但是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并认为这种自由是一种福利。
王波明主持的“聊一波”，由和讯网旗下“巨浪视线”打造，是聊财经、对话权威大咖的高端局，在多个平台播出，影响力很大。张丹丹教授的这种说法一出现，立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尤其在那些找不到正式工作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当中。他们认为那些在体制内高高在上的教授们，根本不理解底层人找工作的的辛苦。简直就是“何不食肉糜”的翻版。
不知道谁发明了这个灵活就业的概念，他实际上就是失业的另一种说法。掩盖了事情的本质。而根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灵活就业的人员数量庞大。
我从40多年前上大学开始，就注意研究社会分工问题，尤其是研究人的分工及职业分工问题。
我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社会分工一直是伴随的现象，社会分工可以从客体分工和主体分工两个角度来划分。
所谓客体分工，也就是指社会生产部门的分工。比如社会可以分为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等。还有生产机构和生产企业内部的分工，比如说工厂分为不同的车间，各个车间生产不同的零件儿。分工与专业化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
所谓主体分工，也就是人的分工，是指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通过在不同岗位上的协作，创造社会财富，同时也取得收入养活自己。
当然，这种人的职业分工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因为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没有职业，挣不到工资，也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和家人。
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人的首先要通过一定的职业进入到分工体系内，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收入。从而实现社会再生产。如果一个人不能就业，无法进入到这个分工体系内，那么他就无法获取必要的收入，谋生也就成了问题。
张丹丹教授所提的自由职业者更具有自由，而自由又是一种福利的说法，其实马克思早有预见。这就是在生产力必须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社会财富极大涌流，社会福利覆盖了社会的基础上，人们不再为生存而困扰，职业分工不再成为谋生手段，而是成为一种自由选择，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工作。这正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张丹丹这个理论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她没有看到这些所谓灵活就业人员，生存问题并没有保障。当他们还在为生存而奋斗，为了获取一个能够谋生的职业而努力的时候，要去说什么自由和福利，那是不是太奢侈了？
你作为一个体制内财务基本自由的人，又是一个经济学家，难道连这个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吗？
如果她懂这个道理，又故意这么说，那就让人感到非常可怕了。因为她所在的北大国发院是一个高级智囊机构。经常能为中央领导的决策提供咨询。
中央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就可以无视这些大学生研究生们的就业问题。把政策引向歧途。
可悲的是，现在很多高校和部门的专家教授们，并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而总是为权力站台。他们缺少的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可以说，胖东来的落泪和张丹丹的自由福利，打破了人们通常的认知。
人们通常认为企业家都是资本家，都是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都是贪婪无比的。但是胖东来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却不是这样。
他同情底层百姓，曾经为不少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就业岗位，他把企业一半的利润分配给员工，让基层员工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也能为这些就业难的学子们而落泪。
前几天我还发表过一篇介绍山东六和集团企业文化的文章。集团的原董事长，被称为农牧企业教父的张唐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企业文化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员工幸福才是好企业。他坚持微利经营，让农民买得起产品。他把企业的利润率压低，然后让员工获得较高的收入，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而另一方面，那些本来该为底层劳动人民发声的专家教授们，那些本来应该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们，却在那里大谈什么“自由”和福利。让人们有一种“世界真奇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