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 ·2026·08·24
一边是美方斡旋的停火协议纸上谈兵，一边是盟友的炸弹照扔不误，美国的这套“代理人战争”模式本想规避阿富汗、伊拉克式泥潭，到头来，不过是美国深陷盟友战争困局的最新注脚。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Dafna H. Rand以也门、俄乌、加沙三场冲突为对照样本，戳破美国援盟战略的核心困境：美国越是扶持盟友打仗，就越无力左右战事走向。导致这一困局的深层原因，既包括决策窗口期随战事延长而迅速收窄，也在于美国政府内部对战略目标长期缺乏统一认知，高层政治承诺与中层执行逻辑之间亦存在明显脱节。“战争向来是挑起容易、收场极难”，这句话正是对美国当下处境最精准的概括。
本文原载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原题为“The New Forever Wars: How America Gets Stuck in Its Allies’ Fights”，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美国深陷伊朗困局一事充分印证了一个道理：战争向来是挑起容易、收场极难。在过去的80年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计划（UCDP）所追踪的约300场战争中，以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告终的不到20%，以谈判和解告终的战争比例更是略低；超过60%的战争没有宣布正式结束。而且，冲突持续时间越长，促成和解就越困难。另一项研究发现，在1945年至1989年间的战争中，如果在开战后的头一到三个月内开始调解，成功率为37%；但如果在战争持续一年或更长时间后才开始谈判，成功率仅为19%。
近年来，美国支持了其若干合作伙伴发起的战争。2015年，华盛顿开始协调美国的情报和军事支援，支持由沙特领导的、在也门打击胡塞武装的联军。自2022年以来，美国一直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乌克兰。此外，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后，美国在整个加沙战争期间一直援助以色列。在这三场军事行动中，华盛顿提供了或出售了绝大多数的军事装备、情报支持、培训以及外交支持。但这番扶持带来的结果好坏参半——美方援助的确大幅拉高了盟友的作战实力，可每一场冲突中，美国都无力左右战事走向，更为关键的是，完全掌控不了战争结束的时机与方式。
扶持盟友参战，很多时候本身契合美国自身利益。但倘若美国打算一直以远距离间接介入的方式插手各类冲突，就必须拿出一套更成熟的策略，以此牢牢把控一线交战方的动向与抉择。美国在介入前，必须明确战争目标与落地路径，要让盟友和自己秉持一致的作战诉求，坦诚划定美方援助的上限，同时搭建约束机制，督促盟友军队在作战中恪守美国划定的行为准则。归根结底，若是没有统一的作战规划、没有清晰的援助约束条件，一味持续资助盟友作战，美国非但得不到预想中的战略红利，还会不断激化与盟友之间的矛盾，催生更多久拖不决的战乱。
在阿曼北部小镇海塞卜拍摄的霍尔木兹海峡南侧情况（图源：新华社）
“杠杆陷阱”
在冲突初期，华盛顿盟友决策的影响力远大于战争后期。当盟友遭受攻击时，他们往往感到措手不及且缺乏安全感，并倾向于寻求华盛顿的支持，认为要赢得战争就需要美国的军事力量。然而，美国政府却始终未能在早期阶段有效运用其影响力。等到美国试图督促盟友调整作战方案、改良战术以减少平民伤亡、或是劝说盟友坐到谈判桌前时，自身的影响力早已大幅衰减。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部分原因在于盟友遭受袭击时，美国会背负沉重的政治与道德压力，往往倾向于无条件施以援手。2022年乌克兰遇袭、2023 年以色列遭遇袭击皆是如此。在盟友身陷重围之际，要求其做出战略让步，在美国看来，近乎背弃盟友。可一味无底线扶持，只会延后各方围绕作战目标、作战方式、美国援助上限等核心问题的关键磋商。
Wars are almost always much harder to stop than they are to start.
以乌克兰为例。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拜登政府曾公开将乌克兰在2022年5月的战场进展与提升乌克兰在与俄罗斯谈判中的地位这一目标联系起来，这暗示华盛顿可能期望基辅在收复全部领土之前就开始讨论和平条款。但乌克兰领导人是否理解或接受了美国的这一战略，尚不明确。正如一位美国官员回忆的那样：“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花时间仔细思考任务目标——我们确实思考过。”但华盛顿“从一开始就认识到”目标是确保乌克兰保持为一个有生存能力的主权国家、维护北约团结以及避免美俄间进行战争战争，而这“或许与乌克兰的目标并不一致”。因此，美国官员不愿推动乌克兰进行外交谈判，尤其是在乌克兰军队正在推进、国会对提供安全援助的支持度依然很高的情况下。
在加沙地带和也门冲突初期，与盟友之间的坦率对话同样缺失。10月7日后的几周里，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制定一份“战后”计划，以应对以色列军队在充分削弱哈马斯力量后加沙地区的治理问题——甚至连“削弱哈马斯”（degraded Hamas）的具体含义都未达成共识。如果当时这样做了，华盛顿本可以对以色列如何开展战争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坚持要求一旦以军在某些地区消灭了大量哈马斯领导人，就应允许非哈马斯的安全和政治力量开始在加沙开展行动。可现实截然相反，随着战事不断拉长，美以之间的目标分歧愈发明显：美国意在筹备哈马斯倒台后的加沙治理架构，以色列却一心想要彻底剿灭哈马斯、长期军事占领加沙。
同样，在2015年也门冲突爆发之初，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曾向奥巴马政府承诺，冲突将在六周内结束。美国官员并未坚持要求合作伙伴提交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的计划，特别是关于如何处理胡塞武装要求参与也门政府事务这一诉求的方案。冲突爆发的头几年里，华盛顿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大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的支持力度，而非推动能够解决战争政治根源的谈判。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奥巴马政府任期结束时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契机，但当时各方只是拖延时间，直到特朗普政府上台。拜登政府曾成功斡旋达成一项停火协议，该协议持续至2023年10月7日，但随后战争再度爆发。如今，胡塞武装的实力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决策窗口期狭窄
美国公众和政界对援助盟友作战的支持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这种支持的削弱部分源于普遍的战争疲劳（以及对提供对外援助的疲劳），但如果美国人认为盟友在战争中的行为不公正，支持度可能会更快速地下降。例如在也门，国会两党对沙特领导的联军的支持在冲突爆发后一年内便土崩瓦解。在此期间，根据不同统计来源，有3,000至9,000名平民丧生；据大多数估计，其中超过60%的死亡——以及道路和工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受的重大破坏——可直接归因于美军支持的空袭。到2016年，两党参议员都公开质疑美国为何要支持这些空袭。2019年，国会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求总统阻止美军为轰炸行动提供任何形式的后勤支持，包括空中加油和情报共享（特朗普对此行使了否决权，而国会未能推翻该否决）。
关于以色列的行动，美国政界和公众的支持率起初极高，但很快便急剧下降。盖洛普2023年秋季的一项民调显示，50%的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45%表示反对；有些民调显示的支持率甚至更高。然而，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以色列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以及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限制，迅速引发了公众的担忧。
乌克兰的民意走势则截然不同。乌克兰军方的行动从未受到过严重质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莫斯科是侵略者，而基辅正在进行一场具有重要地缘政治影响的正义战争。尽管如此，2023年9月至2024年4月期间，国会围绕补充拨款法案的旷日持久辩论，仍显示出支持度可能出现下滑。2024年3月特朗普锁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公开质疑援乌资金规模，国会大量共和党议员立场摇摆不定，令拜登政府措手不及。一名美方官员直言：“援乌倦怠”早已在共和党内部滋生蔓延，特朗普只是顺势点燃了这种负面情绪。
纵观历次冲突，在美国国内对海外战事的支持开始萎缩前，政策制定者仅有一段短暂的黄金窗口期。一旦民意持续走低，国会就越来越难通过法案，为盟友提供安全与经济援助。美国总统还会面临选民施压，被迫公开弱化对盟友的支持力度，这又会进一步损害美国与盟友的关系——美国原本既想帮扶盟友，又想把控盟友，结果两头受挫。
2026年8月，在乌克兰前线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面对俄军的进攻，乌军士兵正准备使用BM-21“冰雹”(Grad)多管火箭炮系统向俄军开火（图源：美国之音）
独断专行
美国难以左右盟友战事走向的另一重原因，在于盟友本身拥有抵御美方施压的能力。强势的外国领导人往往利用与国会的关系、公共外交以及媒体渠道来抵制华盛顿的要求。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一直采用此类策略，并在加沙战争期间再次如此行事。2024年，他发起了一场公关攻势，批评拜登拖延向以色列交付武器——可所谓的拖延，仅仅是暂缓交付一批重达2000磅的重磅炸弹，拜登政府认为这类弹药威力过大，并不适合在加沙这种人口高度密集的区域使用。
由于在盟友面前表现得过于怯懦，华盛顿有时错失了改变盟友行为的机会。当2023年底至2024年期间向乌克兰提供补充援助的法案遭遇阻力时，拜登本可以借此机会，趁美国国内公众支持仍很强劲之际，与泽连斯基坦率地谈谈美国支持的限度，以及探索谈判的紧迫性。早在2023年底，当两国在以色列的目标选择、武器选用以及在加沙城和汗尤尼斯进行的头两次重大攻势的作战方式上明显存在分歧时，拜登政府本可以向以色列派遣更多技术专家和中层外交人员，以表达对以色列交战规则的关切。
错失良机
然而问题的根源，一部分根植于美国自身的政府架构。一场冲突旷日持久之后，庞大繁杂的国家安全官僚体系很难始终贯彻统一连贯的战略。当华盛顿决定支持某个盟友的战争行动时，总统及其高级顾问往往心中已有最终目标，但建设该盟友军事能力、并将宏伟的政治目标转化为外交战略的任务，却落在了指挥链中层级更低的官僚身上。如果这些人员无法直接接触盟友，他们就无法传达美国的目标，也无法通过日常的培训和顾问工作进一步了解盟友的真实想法。如此一来，盟友只需远程提交军备申请就能获得援助，刻意回避深度对接，让美国失去干预其作战规划与政治目标的抓手。
例如，在俄乌冲突期间，美国欧洲司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主要专注于为乌克兰提供在战场上取胜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缺乏大规模的外交和军事存在，五角大楼和白宫官员有时对基辅的战略和战术计划一无所知。而且，直到2024年，美国才开始认真商讨停战的可行条件——尤其是美国可以为乌克兰提供何种双边安全保障。究其原因，美国政府内部对于美国是否应该推动乌克兰进行谈判存在严重分歧。
归根结底，政策制定者应利用其掌握的官僚专业知识和法律工具，对外国合作伙伴施加压力。在加沙战争期间，人道主义法领域的中层专家和作战规划人员曾对以色列的行为提出异议，但他们通常无法接触到那个就对以政策作出敏感决策的美国高级官员小圈子。核心决策者也没有充分调动国防部海量专业人才，指导以色列军队如何在加沙密集的城市环境中，在高效打击哈马斯的同时将平民伤害降至最低。
美国没有用尽手中所有施压手段，也一次次错失和平契机。例如，2024年，拜登政府将促使哈马斯同意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的任务交给了其阿拉伯盟友，而非直接向该组织施压。当其盟友拒绝同一协议时，美国政府也基本避免公开批评以色列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来自美国的谴责都会使哈马斯的立场更加强硬，最终使达成协议变得更加困难。内塔尼亚胡和哈马斯领导层依然态度强硬，战争一直持续到2025年。美国完全不必在“施压盟友结束战争”与“施压盟友改善战争期间的行为”之间做选择，两者都至关重要，可以同时进行。
特朗普政府曾在2025年10月向以色列强力施压促成停火，大规模战事暂时平息；但当年早些时候，美方没有持续督促以色列放开人道救援通道，导致加沙部分地区濒临饥荒；近期又没有推动以色列制定切实可行的战后方案，致使以军占领加沙七成土地，加沙稳定政治架构依旧遥遥无期。不愿及时施压，美国再度丧失局势主导权。
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敲定停战策略的节奏也明显滞后。起初，美方官员一心害怕大规模武器输送引发核升级，忽略了为乌克兰积攒谈判筹码；还有部分官员不敢催促乌克兰议和——战争初期美方曾低估乌军抵御俄军的能力，因此不敢贸然预判乌克兰后续战局。不少美方官员认为，倘若2022年赫尔松、哈尔科夫反攻取胜后美国强力劝和，乌克兰本可以在当年中期就签订和平协定。彼时促成和谈的外部条件十分充足，国会援乌立场坚定，欧美在援乌与维系北约团结上高度统一。如今乌克兰近期的军事进展，或许会证明坚持战场决胜的路线没有错误，但相比四年前，美国在未来谈判中的话语权已然大幅缩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欧洲盟友心中的公信力持续下滑，众多欧洲国家不会愿意任由一个对北约、欧洲安全态度摇摆的美国主导和平条约的制定。
2026年6月，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华盛顿主持与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双边会议（图源：美国之音）
重返战场
美国若想主导盟友战争的结束方式与时间，就必须在战事进行阶段与盟友开展高效协作。最重要也最难落地的一条经验十分直白：美国决策者要在冲突爆发初期动用自身影响力，而不是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机会。无论各方在战争目标、战后规划、胜利评判标准上达成共识有多艰难，美国都应当把签署联合战略方案定为提供援助的前置条件。一名受访的美方官员提议，可推动盟友签署书面合作协议，每三至六个月复盘修订一次，清晰划定美方援助范围与双方各自义务，把合作战略制度化。
第二个关键抓手在于，将美国的安全援助与盟友遵守武装冲突法挂钩。一旦预判战场会出现城市巷战、对手是哈马斯、胡塞武装这类无视战争法则的非国家武装组织，美国就要尽早建立违规裁决机制。组建独立于政治干扰的常设审查委员会，成员由法律与军事专家构成，依照明确标准审批援助发放：考核内容包括盟友是否达到《莱希法案》《对外援助法案》规定的美军方问责标准、人道救援开放程度。所有硬性规则，必须在战争伊始就告知盟友。
美国还必须主动与盟友正在对抗的对手进行接触谈判。这并非背叛盟友，而是促成和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单靠盟友自身，几乎永远无法结束一场冲突。美国习惯只专注约束盟友，把与敌方交涉的工作交由卡塔尔这类第三方中介（哈马斯谈判便是如此），这直接导致美国高层看不清停战谈判的核心难点与必备条件。
最后，美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政府各部门、机构之间的冲突和混乱。当盟友从不同的美国官员那里收到相互矛盾的信号时，他们就更容易利用美国各机构之间的分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会学会挑选自己喜欢的信息，而忽略那些不喜欢的信息。从总统到各级政府，美国各级政府必须统一口径、贯彻同一套连贯战略。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依旧会深度介入盟友的各类冲突。一部分盟友会抗拒美国对战法、战争时限、战争法则、政治结局的干预；还有国家目睹近些年美盟摩擦后，效仿以色列、乌克兰搭建本土国防工业体系，降低对美依赖。但长远来看，一旦面临战火威胁，绝大多数盟友依旧会向美国寻求他国无法供给的顶尖军备、安保、情报与外交支持。美国需要做到：在决定援助参战国盟友时，清醒认清自身筹码，合理运用影响力，引导盟友朝着尽早以最优条件结束战争的方向前行。
本文作者
Dafna H. Rand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对外援助司司长。
本文译者
周宇笛
GBA学术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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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覃筱靖
排版｜许梓烽
初审｜李 征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