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下旬的一个上午，香港高等法院门外挤满了来自各大报社、电视台和电台的记者，长枪短炮架成一片。
当法庭大门打开，一个身材瘦高、穿着红格衬衫的男人大步走出，他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得意笑容，在无数镜头和闪光灯的包围下，突然高举双手，对着摄像机比出了一个振臂欢呼的动作。
这个画面后来被无数次回放，成为香港新闻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镜头之一——就在几分钟前，法庭刚刚宣判他无罪释放，而这个名叫张子强的男人，正是三年前那宗震惊全港的启德机场1.7亿港元装甲运钞车大劫案的头号主谋。
张子强1955年生于广西玉林，四岁那年随父母偷渡到香港，在九龙油麻地庙街一间狭小的凉茶铺里长大。
庙街是当时香港最鱼龙混杂的市井地带，赌档、妓寨、鸦片馆挤在一起，街头斗殴和黑帮火拼几乎是日常风景。
张子强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穿梭，小学没读完便彻底辍学，十二岁起就成了警局的常客，十六岁那年第一次正式入狱。警局与监狱成了他早年最熟悉的"学堂"，也让他彻底摸清了灰色地带的生存逻辑。成年后，他凭借一股狠劲在黑社会里混出了名堂，成了小帮派的头目，手下人见了他都得恭恭敬敬喊一声"一哥"。
1990年2月，张子强先干了一票"热身"——他带人在启德机场抢劫了一辆满载劳力士金表的押运车，劫走四十箱共两千五百块金表，价值约三千万港元。这次得手让他尝到了甜头，但他很快意识到，抢货物销赃麻烦，不如直接抢现金来得痛快。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启德机场的装甲运钞车。要干成这票大买卖，最关键的问题是情报——运钞车的路线、时间、押运人员配置，这些都必须精确到分秒。张子强想到了自己的妻子罗艳芳。
罗艳芳出身中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原本是一所中学的老师。她与张子强相识后，这个"乖乖女"对"坏小子"毫无抵抗能力，两人很快走到一起并结婚生子。张子强并没有因为家庭而金盆洗手，反而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
1991年初，在张子强的指示下，罗艳芳按照正常手续应聘进入负责启德机场贵重押运的卫安护卫公司，从接线员做起，很快被调往运输部任电脑资料操作员。这个职位让她得以掌握运钞车的行走时间、路线和货物详情。
1991年3月，她又设法从上司口中获悉了一笔巨额现钞的转运计划——总值约1.7亿港元的现金，将在7月12日由卫安公司的装甲押款车从红磡鹤园东街卫安中心押往启德机场货运站，准备转运台湾。
1991年7月12日早上8时20分，那辆载有四名护卫员、配备三支猎枪的装甲押款车准时出发，另有一辆客货车尾随护送。
当两车抵达启德机场货运站行政大楼门前时，押款车上一名护卫员下车前往办理准许证，坐在车厢内的另一名护卫员也同时下车，打算去大楼内办理登机手续。
就在这一刻，四名持枪劫匪突然从货柜后冲出，其中三匪将两名已下车的护卫员推进押款车厢内，随后又将车头上的两名护卫员逼进车厢，用胶布和绳子把四人捆绑并蒙眼。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未发一枪。
随后，一名劫匪驾着押款车沿着货运道驶至九龙湾宏照道，再驶入丽晶花园与启德难民营对面一个在建天桥地盘。
8时45分，多名劫匪将九大口袋加一小口袋现钞从押款车上搬下，装上事先停放在此的一辆白色客货车，沿着太子道东往旺角方向绝尘而去。从劫车到转移赃款，整个过程仅约二十五分钟。
这宗香港开埠以来金额最大的劫钞案瞬间轰动全港，甚至震动了东南亚和美国的金融系统。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侦破，但现场留下的线索极少。劫匪戴着头套，没有留下指纹，行动之缜密让警方一度无从下手。不过，警方推断，劫犯情报如此准确，手法如此迅速，卫安护卫公司内部一定有内鬼，侦查方向很快转向公司内部。
案发后不久，一间银行向警方报案：一名女子在同一账号连续存入了41万港元现金。银行验证后发现，这些现钞的编号全部来自启德机场被劫的款项。
警方顺藤摸瓜，发现向该女子提供这笔现钞的是一个叫罗艳芳的女人——正是卫安护卫公司运输部的职员。
进一步调查更令警方震惊：罗艳芳的丈夫，正是在警局有着一大叠案底的黑社会人物张子强。结合张子强、罗艳芳存进银行的现金就是启德机场失劫的钱，警方认定这对夫妇是重大嫌疑人，随即拘捕了两人。
1992年11月，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张子强涉嫌抢劫机场解款车案。
法庭上，控方最关键的证据来自一名押运员的指认。这名押运员在案发时因眼罩被汗水浸湿滑落，瞥见了唯一一个没有戴面罩的劫匪的脸。他在法庭上指着张子强，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就是他！没错。"基于这一指认，法院裁定张子强行劫罪名成立，判处入狱十八年。
而罗艳芳由于并未出现在现场，控方缺乏直接证据证明她参与策划，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当庭将她无罪释放。
如果张子强真的在赤柱监狱蹲满十八年，香港后来的犯罪史或许会被改写，但罗艳芳出狱后，一场精心策划的营救行动随即展开。
她先是花费重金聘请了香港最顶尖的律师团队，甚至从英国请来了御用皇家大律师。律师团队仔细研究案卷后，发现了一个极易被疏忽却足以致命的细节：当时那名押运员在警方人员及律师的陪同下辨认疑犯，面对警方排列出来的数名涉嫌人员，他起初直摇头说不是；正当他走到门口时，突然回过头来，指着张子强以十分肯定的口吻说："就是他！没错。"律师抓住这个程序瑕疵大做文章，认为警方的指认过程带有明显的诱导性，证人口供不可靠。
与此同时，罗艳芳在外界发动了一场凌厉的舆论战。她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着众多记者的面撩起长裙，露出大腿内侧的一道伤疤，声泪俱下地指控警方在审讯时对她刑讯逼供，甚至声称警方为了逼她认罪，用刀划伤了她的大腿。
这场记者会在当时的香港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现场一片哗然。罗艳芳还不断接受媒体采访，将张子强塑造成警方暴力执法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
对当时的香港媒体而言，这样的新闻极具爆炸性，各大报纸和电视台纷纷大肆报道，一时之间舆论沸腾，许多不明真相的市民被煽动起来，对警方取证的合法性产生强烈质疑。
从1991年12月到1995年6月，罗艳芳几乎奔走于各地法庭与律师楼之间，始终坚持丈夫无罪。随着案件重新进入审理程序，香港媒体几乎全部参与了预测与报道。就连颇具影响力的《南华早报》也在开庭当天早上发表文章，预测张子强的上诉一定会成功。当时香港坊间甚至流传着一句冷峻的说法："如果张子强是无罪的，那维多利亚港的水就会变成淡水。"
1995年6月22日，香港高等法院门外再次聚集了近百名中外记者。法庭内，大法官起立郑重宣判：机场劫案中的主要证人口供完全不可靠，因此被告张子强行劫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
至于张子强承认的一项藏有非法得来的护照罪名，大法官指其盗用他人护照来往港澳，毫无疑问是为了逃避警方追缉，但考虑到被告已因贿赂警员罪服刑三年，又因被控行劫罪而不能提早假释，加上其妻子怀有第二胎即将临盆，最终判其监禁一年但缓刑两年，另缴付罚款五万元。
站在被告席上的张子强听到判决，顿时心花怒放，忍不住扭过头来，对着旁听席上的妻子得意地微笑。
走出法庭的张子强比进去之前更加张狂。在高等法院门前，他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兴高采烈地做出了那个后来传遍全港的胜利手势。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张子强随后以"冤案"名义起诉香港警方，声称自己遭受不当羁押和刑讯逼供，最终成功获赔800万港元精神损失赔偿。一个抢劫了1.7亿港元的罪犯，不仅无罪开释，还从警方口袋里倒赚了一笔巨款。
这张振臂欢呼的照片和这宗离奇的脱罪案，在当时香港媒体和社会上引发了激烈争论。部分媒体被罗艳芳精心操控的舆论牵着走，大肆渲染"警方暴力执法"和"司法冤案"的叙事，将张子强包装成法治社会的受害者。
然而，更多清醒的评论则对这宗判决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愤怒。舆论场上，对香港司法制度的质疑声浪此起彼伏——一个明显有罪的劫匪，仅仅因为警方在指认程序上的细微瑕疵，就能全身而退，甚至反过来索赔，这让许多市民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动摇。有评论尖锐地指出，这宗案件暴露的不仅是香港警方办案程序的漏洞，更是香港整个司法体系在应对高智商犯罪时的无力。
脱罪后的张子强，对法律的敬畏彻底崩塌。
1996年5月23日，张子强团伙持AK-47冲锋枪在香港深水湾道拦截了李嘉诚长子李泽钜的座驾，将其绑架至新界一处废弃鸡场。次日，张子强腰缠炸药，只身赴李家大宅与李嘉诚当面谈判，开口索价20亿港元，最终拿到10.38亿港元赎金，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最高绑架赎金。
1997年9月，他又绑架了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勒索6亿港元。这两宗惊天绑架案让张子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纪贼王"，而他在启德机场劫案中积累的"经验"——对香港司法漏洞的精准拿捏——让他愈发肆无忌惮。
然而，天欲其亡，必令其狂。
1998年1月，张子强从内地偷运800公斤炸药入境，准备策划更大的恐怖活动，结果被广东警方在江门外海大桥截获。
这一次，他面对的不是香港普通法的程序瑕疵，而是内地刑法的铁拳。1998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子强死刑。12月5日，这个曾经在香港高等法院门前作出胜利手势的男人，在番禺被执行枪决。